作者：喻国明   来源：新闻与写作 

一、回归实践前沿、基于复杂性范式：前者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重构的逻辑起点，后者则是认识和把握未来传播机制与规律的关键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曾经深刻地思考过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历史的逻辑从哪里开始，理论的逻辑就应该从哪里开始。”①这句话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历史（实践）逻辑是理论逻辑最为重要的对标物，社会科学的一切学术都应以实践的检验作为最高标准，而不是理论“卡拉OK”自说自话的产物——即使它看上去形式严整、逻辑自洽。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体系的现状而言，目前的困境多是由于我们过多地受制于以往的某些成果的积累，却常常可能忘记了这个学科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

众所周知，大众传播的实践曾经是传播学诞生的起点，因此某种意义上说，现今我们研究和讨论很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概念，多是基于大众传媒的实践及发展。然而，从长远的整个人类传播的历史看，大众传播的由来只是其中并不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更非其主流。在漫长的人类传播史上，大众传播只是借由新崛起的传媒技术而与特定社会发展需要相匹配而诞生的一种特殊存在，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崛起，基于“万物互联、全时在线”所构建起来的“微粒化”社会的传播现实，学术与实践领域不断“干扰”、证伪及超越大众传播理论、机制与模式的，缺失在相当程度上是传播边界、传播主体、传播形态和渠道搭载进阶版技术的一种全新回归。

如同《经济学人》全球副主编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在总结2000年社交媒体史的著作《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中所说，罗马人传递信息与今天我们传递信息的逻辑有什么联系与不同：莎草纸卷和以Facebook与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相比较，其传播速度不可同日而语，但本质却相同。社交媒体的这种双向互动早在罗马时代的莎草纸传播中就已经十分广泛，信息由此沿着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横向关系网不断游走，并非由“非人中心来源”垄断发布和信息的源头，做由上自下的纵向的传播，我们现在所谓的“大众媒体”就是借由这个非人中心信源所创造的特殊时代。“大众传播技术能够以空前的速度和效率把信息直接供应给大批受众，但它们的高昂费用意味着对信息流的控制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信息的传递于是采取了一种单向、集中、广播的方式，压倒了过去双向交流、社会化的传递的传统”。②

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资深研究员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提出了最新的关于理解互联网时代信息与知识重组的“三阶秩序”：第一层是实体秩序，是约定俗成的秩序，对事物本身的排列。第二层是理性秩序，是根据预先设计好的秩序或分类体系，将有关事物的信息，分配到相对应的、固定的位置；第三层是数字秩序，是混沌和无序的，因为它没有预定的秩序，也超越了分类体系的限制，是在利用信息时根据需要重新排列组合，是一种特定的，满足个性需求的新秩序。③而当下的社会我们正处在第三层秩序全面取代第二层秩序的阶段，因此，社会和传播领域新的“需求”“主体”“渠道”等诸多要素的变革系统地重构着新信息生产与消费。而上述三个维度的变迁正是我们理解互联网时代传播和内容生产格局的理论逻辑的前提和基础。

由于数字化技术革命带来的改变，技术所连接的对象已经从物理连接达到生理连接和心理连接的复杂系统的境地，这就决定了对于媒介的界定和理解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革命性的改变，需要重新定位我们的基础，重新划定学科的边界、要素、结构和相应的作用机制，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中特别关键的事情。

而面对实践的学科构建，需要我们用复杂性范式去分析、思考和建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建立在技术发展基础上的互联网所链接的因素越来越多，这必然导致整个传播领域重心的改变、规则的改变。新技术环境下数字化媒介由于链接了更多重的物理因素、社会因素、生理因素、心理因素，一定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这就要求我们用复杂性的观念、复杂性的逻辑、复杂性的范式去把握新传播领域的现象本质。著名系统思维的创造者德内拉·梅多斯关于如何建立研究复杂性的“系统思维”时告诉我们：1.不要被表象所迷惑；2.在非线性的世界里不要用线性的思维模式；3.恰当地划定系统的边界；4.考虑多重限制因素以及相对强弱；5.理解无处不在的时间延迟；6.清晰地意识到“有限理性”。④这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当下从传播主体到渠道，再到传播互动关系面临全新改写的传播系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技术逻辑主导下传播要素的全面迭代：泛众化加智能化传播时代的到来；未来的终极媒介是算法媒介；传播内容正经历着三大维度上的价值扩容

由于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整个社会和传媒领域都在发生深刻的改变。面对这一系列革命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我们进行学科建设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再次回到原点。为什么要回到原点？是因为我们最基础性的东西都发生了改变。一直以来，无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如何变迁，始终离不开 “传播者”“媒介”与“内容”这三个基本要素，而技术革命正在传播实践和学术研究领域深刻地改变着这三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

1.传播者：内容生产供给侧的传播主体正在经历着从专业化到精英化，再到泛众化加智能化的改变

大众传播时代，社会传播的直接掌控是极少数专业人士的事情。随着工业革命的技术加持，新闻与传播领域的专业主义在19世纪末开始形成，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的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专业传播工作的职业伦理，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这些专业人士掌控着社会的传播渠道，把持着传播内容的采集、加工、制作与出口把关，社会则以专业主义的标准鉴别、衡量和选择他们的传播服务，所谓传播领域的优胜劣汰大体上是围绕专业主义的谱系展开的竞争与淘汰。实际上，谁掌控和影响了这些专业人士，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控和影响了社会的绝大部分传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崛起，特别是社交网络的普及，非专业的社会精英加入到传播主体的队伍中来，这就造成了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冲击。新闻传播的专业主义被更加多元、丰富的标准与机制所解构，社会传播的“去中心化”进程就此拉开了帷幕，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传播市场也开始变得“碎片化”了。必须指出，这一时期，虽然理论上“人人都是传播者”，但由于书写文字仍然是社会传播的主流方式，而这一主流的书写文字的传播是包含着强烈的精英主义逻辑的。因此，在这一阶段上并不是所有的书写者都能够成为社会传播的有效担当者——有研究表明，在社交平台上传播的内容中95%的内容文本是由3—5%的传播精英所书写和提供的，95%以上的网民不过是这些内容的阅读者、点赞者、转发者和简单的点评者。

随着4G技术的普及，特别是5G时代的到来，视频作为一种社会表达的手段，越来越超越甚至取代书写文字而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传播方式。视频传播具有较之文字传播更高的“带宽”，可以承载的社会表达的多样性维度更加丰富与多元，这就冲破了大众传播时代以来一直由少数精英把控社会传播的格局，极大降低了人们进入社会传播的“赋能”门槛，导致了人类文明史以来最为多元、最大规模的传播主体队伍的海量“扩容”——“泛众化”传播的时代来临。

接下来，由于“万物互联”和“全时在线”所产生的海量数据，在人工智能的算法技术的加持下，机器成为内容生产的最新“主体”——虽然“写作机器人”“社交机器人”“虚拟主播”仍然是作为“人的延伸”体现着人的价值逻辑的深刻影响，但其具有真人操作所不能的种种全新的特性：7×24小时不知疲倦地工作、海量数据的高效采集与处理、迭代升级的频率极快、特别是对于利基市场、长尾需求的精确匹配与有效满足，是整个内容传播的供给侧呈现出全新的格局——它成功地把数据、算法可以达成的内容生产尽揽于自己手中，将真人传播主体的角色、功能推送到数据和算法所不能作为或很难作为的内容生产的位置，实现了传播内容供给侧的全新的结构性分工革命。

2.媒介：传播媒介正在经历着从物理介质到关系介质，再到算法介质的改变

以往的主流传播学把媒介看作是可在经验上感知的对象——一种传递信息和发挥社会功能的技术工具和社会角色，比如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等。它是一种显现的实存，是机器也是渠道和技术，所以可以描述和感知，可以展开经验层面的研究；可以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可以应用于常规的社会管理。

但是，在传播生态大变革的当下，传统的将媒介当作是一种信息传递工具的认识范式遭遇到了严重危机：大众媒介时代，作为外部客体的媒介可以被清楚地感知，随着打开或者关闭广播电视，人们在媒介的世界里穿梭，媒介与人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清晰的；而在如今的社交媒介的信息流之中，人们实际上很难区分出什么是媒介内、什么又是媒介外，媒介正在日益去客体化，隐匿主体性，渗透进日常生活的一切。显然，面对媒介的“消失不见”，对于媒介的理解，需要一种新认识范式。

实际上，传播媒介的“传递观”只看到了内容信息，忽略了姿态、情感等关系信息。而传播的本质寓于传播关系的建构和传播主体的互动之中，传播是社会关系的整合，并且关系总是按照自身的意志来裁剪传播内容，传播是通过一种被传播的内容来反映或说明一种关系，关系高于内容，关系影响内容，关系决定内容。⑤换言之，媒介是社会关系的隐喻，媒介即关系，一切的人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从关系的建构中被揭示。

现实中，社交网络恰恰是一种基于关系的媒介。它虽然也需要通过数据信号进行连接，但它对于介质的物理形态已经“出离”，真正使人们连接在一起的不是物理渠道，而是基于彼此“关注”基础上的“关系”连接。按照人们之间关系的远近亲疏进行分类，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分为“强连接”和“弱连接”——强连接形成功能、产生价值；弱连接建立认知和交流。当然，强弱连接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种转化能力也正是人们在社交传播时代获得不同的社会赋能、赋权的关键所在。换言之，谁能够连接和把控更多的关系资源，并且善于将其激活和整合到特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构建中，谁就是社交传播时代的领导者。

而在智能时代，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的人工智能——算法——则能够极大地强化人的社会关系属性、状态及连接、激活和整合它的渠道、场景及方式，是在社会关系领域服务于特定主体并获得赋能赋权的“利器”。因此，即使在社交网络中，越来越多的人（或机构）正通过算法连接、激活和整合社会关系资源，成为社交网络中“呼风唤雨”的媒介主体——社交网络上热点的形成、传播的活跃、流量的撬动，其背后都能看到算法的力量。

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浪潮在进一步推动“万物皆媒”成为现实的同时，也在加速着媒介逻辑的转向：互联网技术通过联结人与计算机，实现不同物理空间之间的人与人的互动；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动下，智能化物体可以成为信息的直接采集者，“物—人”间的直接信息交互也逐渐变成常态；5G时代的万物互联在各种物的资源之外加入了人的因素，更进一步升级了物联网——作为用户的生理数据采集与记录者的传感器，将用户洞察从过去的意见、行为、态度等层面，深化到生理与心理层面的反馈，人体本身也将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终端，人的状态、行为、需求和所处的环境被全方位感知与数据化。在万物互联的状态下，个体成为“链接的自我” 并将“永久在线”， 网络基于各种关系节点的联结和互动而构建起打破多种边界的中介化场域，传播无处不在，媒介无物不是。而能够全面承担起这种连接作用的媒介，物理媒介是做不到的，关系媒介也只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无法对于这种连接全面主动作为的能动性媒介。只有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才能真正成为重构世界的结构性力量，网络社会中的联结不仅是人与介质的联结，还包括通过介质与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的勾连。此时，媒介逻辑已经从传统的以时间面向为主导、以传播效果为目标的单向技术逻辑转向个人化、自由化、注重联结的网络化逻辑，它的连接诉求不再止于获得受众，而是帮助用户实现空间意义上关系的并置和联结，以及用户被网罗其中的主动需求。这只有算法才能承担。

概言之，在5G技术革新带来的万物互联、万物皆媒新传播图景下，将媒介看作是信息传递工具的认知范式已丧失解释力；媒介天然是一种居间性的概念，这种关系联结属性随着技术发展逐渐成为最关键的媒介逻辑。构成智能时代“基础设施”的算法便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媒介，它通过一系列判断架构连接、匹配与调适价值关系，形塑认知、建构关系、整合社会。把算法理解为一种媒介，不仅为解读算法的社会性提供了有益视角，更高度概括了新传播图景下媒介运作核心逻辑在于价值关系联结，对未来传播主流媒介的建设路径具有启示意义。

3.内容：内容生产正在经历着从作为资讯传播的内容到作为关系表达的内容、再到作为媒介价值的内容价值扩容

提到内容，我们一般总是偏向于把它理解为是一组资讯信息：如一篇故事、一则新闻、一个道理等等。我们一般所说的内容生产和组织，大体上指的就是关于资讯内容的生产和组织。

但是，内容除了作为一种资讯的表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维度呢?换言之，如果一个内容，理性、逻辑性的资讯含量几乎为零，那它还有没有价值?如果有价值，它的价值又是哪个意义上的价值呢?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在我看来，内容，除了作为资讯的内容外，还存在着两大内容的价值维度——作为关系表达的内容和作为媒体功能的内容。

① 作为一种关系表达的内容

以“连接与再连接”为主要赋能方式的互联网的发展激活了个人的表达、增强了社会关系的互动，这就更加凸显了“关系”在信息传播中的关键地位。研究表明，传播的本质是寓于传播关系的建构和传播主体的互动之中,传播是社会关系的整合, 并且关系总是按照自身的意志来裁剪传播内容的, 传播是通过一种被传播的内容来反映或说明一种关系的。也就是说，传播即关系，而关系决定内容，内容又体现着关系。

正如内敛含蓄的中国人通常不会直言“我爱你”，而是用重复的叮嘱、严厉的教导、关切的眼神来表达对父母、对子女、对爱人的情感，所以，有时啰嗦是疼爱的表示，而严苛是关爱的外衣——这些内容就其资讯含量而言是少之又少的的表达，但其实质是对于关系触达和保持的一种强化。不论是语言或文字表达的方式，还是非语言行动表达的形式，作为关系表达的内容本身具有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但却有着关系认同、节点交互、情感共振、消弭“鸿沟”的价值属性，其效果相关内容可以经由这一关系表达的路径而“入耳、入脑和入心”，这就是作为关系表达的内容——关系型内容。

而即将到来的5G时代则为上述内容的关系表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技术基础。视频语言与书写文字语言的最大不同是，书写文字作为“信道容量比较窄”的语言，比较偏向于理性和逻辑性的“窄播”，而视频语言作为“信道容量比较宽”的语言，则承载着较为丰富的关于关系表达的非理性非逻辑的内容成分。视频语言主流化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传播中的关系认同、情感共振在整个传播沟通和共识建构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凸显：谁擅长于这种关于关系的内容表达，谁就会成为社会沟通、社会共识达成领域的引领者和长袖善舞的“意见领袖”。因此，认识和把握这种作为关系表达的内容范式是占有未来传播高地的关键性构建之一。

② 作为媒体功能的内容

媒介是内容的承载体，但反过来，内容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连接人与人、人与内容、人与物的媒介呢?这就要看它是否可以起到连接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内容之间的介质或平台的作用。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指出，任何媒介的“内容”其实都是另一种媒介，由它引入人类事务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从而起到人的世界的特定的“连接——中介”作用。人人都在说互联网时代，整个世界都“碎片化”——市场“碎片化”、用户“碎片化”、内容“碎片化”以及终端也“碎片化”了。那么“碎片化”了的世界该如何连接、沟通和协同呢?这一过程中，既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和平台的承载与作用，同时也需要形形色色内容作为“场景”构建下的媒介聚合的协同与整合——当然人工智能下的数据驱动是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

我们知道，互联网是基于趣缘聚集到一起的个体，由于圈子本身是由“趣味相投”“志同道合”的一群人组合在一起的，因此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人们聚合在一起的内在驱动力是内容作为整个圈子的价值观（趣缘）的承载者。基于这种共同价值观的信息传递和观点表达，很容易引发情感上的共鸣和关系上的认同，这个时候，内容作为构筑“圈子”的场景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和重要了，这便是内容所内涵的第三个价值维度——起到连接作用和作为媒介的内容。

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和趣缘组成的圈层都拥有它们各自的独特文化，以粉丝文化为例，不同粉丝基于共同主体形成一个圈子。粉丝是如何与媒介内容发生互动的呢？费斯克在其《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曾将其分为闲聊和文本创造两个方面。而闲聊正是个体之间关系性内容的一种呈现方式，其本质就是粉丝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代表着粉丝间的情感交流，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对于媒介元文本的再理解和再阐释。互联网之前，这种闲聊总是存在着重重阻碍，因此使圈层的形成构成了很大障碍。而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普及，粉丝之间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得大量隐匿于现实世界的粉丝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得以连接并且活跃起来，由此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圈层文化和媒介关系。

三、未来传播的实践走向与学科重建

崔健曾经这样唱道：“过去我不知什么是宽阔胸怀，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噢……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恰切地道出了我们面对今天及未来传播的某种尴尬。

然而，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或者愿意不愿意，传播领域的版图、架构、要素、机制及规律早已不是传统的传播实践经验以及大众传播学所总结和描述的那个样子了。仅就上述传播要素改变的分析中，就足以使我们体会到今天乃至未来传播的全新样貌：

1.“微粒化”社会的到来：微资源、微价值成为未来社会最为重要的价值资源

互联网的巨大连接能力为每一个个人赋能赋权，使人们拥有了过去人类所从未有过的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资讯、知识、人际资源、物联能力等等）的巨大可能，使整个社会从传统社会以机构为社会运作的基本单位裂解到以个人为社会运作的基本单位。于是，我们正迎来一个全新的“微粒化”社会。这个微粒化社会看似一切都“碎片化”了——市场碎片化、需求碎片化、传播渠道碎片化……其实，这种微化是一种社会能量的巨大释放：一是激活了过去无法为传统模式所激活和利用的微资源、微价值、微能量；二是提供了传统社会根本无法提供的丰富多彩的社会资源的结构方式。因此，激活和利用这些微资源、微价值和微能量，给它们以全新的价值与功能的组合，是互联网时代最为主要的价值资源。以传播领域为例，互联网激活了“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巨大内容生产能力，智能技术激活了机器写作的巨大写作能力，谁能够善于利用这些由互联网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的传播生产力，谁就是未来传播领域的创新者和引领者。

2.“分布式”的社会信息传播结构：横向沟通与整合能力成为今天传播治理的重中之重

互联网对于社会信息与通讯结构的最大改变是从传统社会的金字塔结构社会的“串联式”信息传播的结构改变为“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去中心化的“并联式”信息通讯的构造，也即分布式信息通讯的社会。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逐渐要进入历史的博物馆，而横向沟通及激活联结的动力机制如何构造、资源与手段如何调动、新机制与新模型如何把握，是我们必须学习、研究的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譬如，我们过去的传播价值多是建立在精英逻辑（也即“深度价值”）的基础上，而在未来的社会治理中，谁能够从看似“一地鸡毛”的草根文化、“扮丑现象”中汲取其社会横向连接的“宽度价值”，谁就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建立社会共识的舆论领袖。

3.直接的内容生产将不再是专业传播媒体和媒体工作者的“主业”：它将转型为新传播形态的开拓者、社会信息与意见传播的总体平衡者以及掌握“数据霸权”的专家

在社交媒介崛起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专业媒体和媒体工作者独占传播内容生产（PGC）的主体地位已经受到了用户生产内容（UGC）和机构生产内容（OGC）的严重挑战，从规模上讲，后两者在内容生产的总量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前者，专业媒介工作者生产传播内容的份额比例越来越低。而MGC（机器生产内容）即将开始的海量涌现，必然使这一状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作为一个总体上只能生产社会内容总量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甚至更小比例的专业媒体和媒体人，它在传播领域做承担的社会角色还会是直接的内容生产者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然，在UGC或OGC专业能力不足的内容生产领域，在MGC缺乏数据支撑或无法用算法来解析的内容生产领域，仍然是PGC内容生产的专属领地。但是同样明显的事实是，随着UGC或OGC专业能力的提升，随着MGC在人工智能的强大技术支撑下丰富内容的涌现，专业媒体和传播工作者的内容生产所占有的那一点点“领地”（虽然很重要），也很难成为安放专业传播工作者功能和价值的立足点了。

因此，专业媒体和传播工作者在未来传播中的主要价值角色的担当主要不是进行直接的内容生产，而是为UGC、OGC和MGC的内容生产创制模板、创新模式、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功能、平衡社会表达中的信息与意见失衡、建设传播领域的文化生态……等等。

4.媒体形态的“由实转虚”：算法将成为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万物皆媒”发展阶段上的基础媒体

未来传播的渠道必然循着物理介质到关系介质，再到算法介质的深刻转型。在基于社交媒体的传播中，看起来是关系渠道中自然发生的，但是从社会层面的角度看，何者被赋能、转发与推荐，其实都是数据以及数据的智能化处理（即算法）来推动的，算法将在未来的“万物皆媒 ”传播中成为一种“标准配置”，算法介质成为一种未来传播中的基础媒体。

这种由实转虚的媒介形态是万物皆媒的未来传播中的必然趋势。当构成媒介与渠道的形式以物理、生理和心理的丰富多彩的形态呈现出来的时候，任何一种传统的物理介质、社交关系介质都做不到令它们“无缝连接”，只有基于数据的算法能够承担起这一连接者的角色。

另一方面，未来传播中全新的内容生态也需要算法的连接与整合。一方面，在未来传播中，作为资讯传播的内容会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由外而内的深化——它不仅描述客观环境，而且也将通过传感器、可穿戴设备表达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另一个是由实而虚的内容拓展——如VR（虚拟现实）将带领入门从现实世界进入到丰富多彩的虚拟世界，并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感受和认识这个世界。在VR所构造的世界中，以往传播者通过“选择性”呈现影响人们意见的作用机制不复存在，唯有基于数据传感器的算法才能把握人们认知过程中的重点与心理感受，进而通过场景化的设计施加某种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资讯传播的内容与周围关系表达的内容，及作为场景构建的中介的内容构造出一个内容生态系统，三种价值维度上的内容彼此关联而又各具自己的功能与价值，只有借助于算法，才能将其多层次多维度的内容要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实现系统协调，有效匹配和高效率地运作。

回顾历史，媒介技术无疑成为整个新闻传播学科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印刷技术的发展促使廉价报纸的诞生，大众传播由此起步；无线电技术的发展促进广播电视的诞生，声音与影像的传播被插上了翅膀；互联网的崛起打破了线性传播的“惯例”；社交媒介的崛起打破了高技术、重装备筑起的高墙，使“人人都是传播者”成为可能；而随着5G技术的社会应用，势必将个人、社会、组织、治理与社会实践的生态置于更为纷繁庞杂、迭代生的信息系统之中，信息流、资讯源、对话者及信任关系、赋权形态都将不复从前——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从过去的社会政治治理、经济规律、伦理规则的交互，到今天技术逻辑对上述种种传统因素的基础性叠加与化合，再加上诸种新因素、新机制的进入，将主导传播实践和学科建设的重大改写。概言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面临着扩容、重构的革命性改变。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逻辑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础性结构作用。

与此同时，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仍然要立足“以人为本”、以社会关系的连接、互动与影响为体的站位。毫无疑问，信息传播的“机器逻辑”与“人的逻辑”的不同导向，或许可以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信息技术学科的学科分野的关键，这也正是传播学科在迷失于巨大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回溯原点。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依托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信息系统的无限扩容和增值，是新闻传播学科边界得以扩展的重要支撑，但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是，人的介入，依托于人对信息的认知、使用、创造、治理等心理与行为，是区分信息与新闻、比特与符号、场景与意义、价值的关键要素，也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立命之本。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②（英）汤姆·斯丹迪奇著：《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中信出版社，2015年。

③（美）戴维·温伯格著《万物皆无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④〔美〕德内拉·梅多斯：《系统之类：决策者的系统思考》，邱昭良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页。

⑤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J]，《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