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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本期为你推送的是著名传播学者Mark Deuze撰写的随笔《论媒体生活》（Media Life）。这篇随笔发表在2011年一经发表，便引发了许多关注，也带来了不少争议。Deuze借用《楚门秀》的比喻，来描述我们生活的世界，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人能和楚门一样，最终找到逃离的出口。Deuze认为：我们不仅live with media，更是live in media，并据此提出了媒体研究的本体论转向。

在本期推送中，我们为你摘译了这篇随笔的核心观点，希望带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你想获得这篇文章的英文原文，可以在后台回复“楚门”。

在当今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我们的生活都在不断应对持续的变化，无论在家中、公司中还是娱乐中。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媒体、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使用，人类生存的这些关键领域出现的融合。曾经，我们认为媒体是我们从周围世界中挑选的技术和内容，因此，媒体只是一种影响我们的外部行动者。然而，事情正在发生变化，Roger Silverstone等学者将如今这个世界称为“媒体城邦”（Mediapolis）：这是一个被媒体全面介入的公共空间，在这里，媒体支撑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和表达。

在这篇随笔中，我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并非与媒体共存（live with media），我们就生活在媒体之中（live in media）。媒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无处不在，更在于它已经消失了。这种视角或许应该成为21世纪媒体研究的本体论基准。我称之为“媒体生活”（media life）。

在既有的研究中，与“媒体生活”类似的概念也有很多。例如媒介环境学和中介化。一般来讲，这类研究旨在探讨社会发展如何与媒体的趋势相互作用。如今，也许是时候再往前走一步了：我们应该使用“媒体生活”的本体论，来理论化和操作化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我们（可以）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在当今的媒体文化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在世界中穿行，构建了一个深度个性化的媒体系统——换句话说，人们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个人信息空间中。这一观点可以形成我们对日常生活进行调查和理解的基础。Manuel Castells阐述过一种新的社会化传播形式的兴起：大众自我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他认为：

“我们的确身处一个新的交流领域之中，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着一种新媒介：它的主干是由计算机网络构成，它的语言是数字化的，并且其发送者是全球分布和全球交互的。诚然，（即使是如此革命性的）媒介并不能决定其信息的内容和效果。不过，它使两件事情成为可能：其一，传播拥有了无限的多样性；其二，大多数传播流（communication flow）都基本是自发的，这些传播流无时无刻不在建构和重构公众头脑中意义的全球和本地生产。”

相仿，正如Sonia Livingstone所说，21世纪的媒体研究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首先，媒体起到了中介作用，进入并塑造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世俗但普遍存在的关系；其次，不管是好是坏，媒体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中介作用。“中介一切”（mediation of everything）是以媒体的不可见性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媒体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可分割。一旦媒体变得不可见，我们的身份意识，甚至我们对现实本身的体验，都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楚门秀中的媒体生活

我们的生活现实已经不能在媒体之外发生。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活在自己的《楚门秀》（Truman Show）里：这是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的世界。我们深深地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我们是其中的明星，支配和塑造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影片中，加拿大裔美国演员Jim Carrey演绎了一个叫楚门·伯班克的角色。他不知道，自己的整个生活就是一部大型真人秀表演，被全球上百万人观赏。作为唯一的“真正的人”，楚门的出路，就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分辨出在他生活中出现的人是否是演员；哪里是舞台、哪里是真实世界，这之间的界限能否被准确描述。

在我们身处的个性化社会之中，我们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同样，解决这一令人烦恼的困境，也只能依靠个人的能力。这部剧为什么能如此成功地让楚门相信，他的世界是真实的？真人秀的导演回答说：“我们总是愿意接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就是世界的现实本身。”请注意，这一叙述似乎并不认为，楚门的世界就是不真实的。它不过是真实世界的另一种版本：它被精心地上演，并被完美中介。

当然，用《楚门的世界》来比喻我们身处的“媒体生活”，也有一个缺陷。在影片的结尾，楚门逃离了摄影棚。实际上，这可能是整部影片中唯一真正不现实的地方。因为对我们而言，想要从中介化的生活中逃离，是不可能的。

楚门秀并不仅仅是一个电影。2008年夏天，精神病学家Joel和Ian Gold诊断出了一种新的病症，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他们取名叫做楚门秀妄想症（Trueman Show Delusion，简称TSD）。患者认为自己和楚门一样，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身边的人和事都是安排好的，他们一直被人监视和记录，甚至认为他们的精神病医生都是演员。

从现实意义上讲，TSD对我们的启发式：（1）它放大了整个人口中一种明显的不确定和不安定的感觉；（2）它加速了个体自我认同的紧迫感；（3）间接承认了这部电影的另一种结局：楚门没有（不能）离开，而是留下来，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鲍曼认为，人们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滋生了一种特殊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基础是：我们对即将到来的威胁、即将发生的事情，统统保持漠视。在鲍曼看来，更有趣的事情是，在一个快速移动的“失控世界”（runaway world）中，人们对自己前景的不确定性和高度个人化社会的结构和后果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鲍曼说：“在硬币的一面，刻着新个人主义、人类纽带的消失、团结的萎缩，而硬币的另一面，则刻着全球化的印记。”

媒体在“连接”和“隔离”两面中都显示出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它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大，同时也越来越小。因此，对于21世纪的媒体研究来说，我们必须直接考察人们这种生活在媒体之中的现实体验。正如在讨论TSD时所指出的，这种体验根植于人们的感觉——现实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或者说，现实已经成为了一种个体独特的经验。媒体生活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在唯心主义（我们所感知的）和唯物主义（什么是显而易见的）之间不断移动，并以此为基础理解现实。

简言之：我们能否在被中介的同时，仍然获得自由？

在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和空间转向之后，未来的媒体研究或许可以受益于一种新的本体论转向。我在这篇评论中指出，我们生活在媒体之中，而不是仅仅与媒体共存。我们绝不能认为媒体与我们是分离的。当然，由于媒体的无孔不入和无处不在，它正在变得不可见，一般人甚至没有注意到媒体在他们生活中的存在。因此，研究不仅应关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使用媒体，而是应该超越媒体和社会的“生产-内容-接受”的研究前提，积极挑战日常生活中任何想当然的技术推论。

与我们之前的观点相似，Henry Jenkins在观看《楚门秀》时，也认为结局中楚门的逃离是一种不可能出现的选择。这一结局的假设是：就像True Man这个名字所暗示的，人类存在一个“真实”的自我。然而，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想说的是，从媒体生活的角度来看，我们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自我选择和自我版本，人们对这些选择的困惑和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在媒体中定位的努力，以及社会为他们生产的自我模板（例如民主中的“公民”，或者资本主义中的“消费者”）。由“媒体生活”支配的社会，就像许多网站一样，永远在建设中。不过，建设者并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全景堡垒中那些看不见但却无所不能的守护者，而是我们所有人。

这种社会的一个强有力的隐喻，便是所谓的“无声迪斯科”。在这里，参加聚会的人随着耳机里接收到的音乐跳舞。他们聆听不同的、个性化的音乐，并在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然而，在每一个人的经历中，这仍然是一个人的世界。“无声迪斯科”的隐喻抓住了“生活在媒体中”这一概念，在那里，人们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无论是通过那些无边界的问题（全球变暖、恐怖主义、全球移民），还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进基于自我兴趣的社会结合（social cohesion）。然而，由于人们身份（公民、消费者、工人）的混乱，他们塑造社会环境、培训行动能力、成功干预社会的能力又是可疑的。

媒体生活的主导原则是在全球连通性背景下完全中介化的自我创造。本文的主张是：我们不应过多地纠缠于存在主义的思考，而是应该去更多理解媒体的可供性，以及人们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在生活中创造艺术。正如Michel Foucault所言：“为什么灯或房子应该被归类为艺术品，而不是我们的生活？”事实上，鲍曼也认为，“我们都是我们生活的艺术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愿意还是不愿意，喜欢还是不喜欢”。

在这个艺术作品中，人们是独立的——就像尼采所提倡的那样——但从来不是独自的（我们必须有一个观众！）。当然，我们可以按需断开连接，但既有研究数据似乎表明，我们并没有这样真的做了。我建议人们（不管是学者、政治家、商人还是公民）应该像E. M. Forster在《霍华德庄园》中写道的那样：“只要把散文和激情结合起来，两者都会得到升华，人类之爱将会达到顶峰。我们便不再活在碎片中。“

参考文献 Deuze, M. (2011). Media lif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1), 137-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