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三峡大学，文学博士，诗歌批评家）
张立群（沈阳，《中国诗人》编辑）
 
    张立群：鉴于时代的发展，“生态”一词的含义似乎越来越多，也可以叠加在许多词语下构成新的“涵义”。“诗歌生态”作为一个新词，在近年来的批评中也有人使用过，请先谈谈你心目中这个词语应包含哪些方面的内涵？或者说由哪些内容构成？
 
    刘波：关于生态一词，其实是与我们身处的自然相关。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意思是：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而我们常说的“生态平衡”，是指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态系统之中，各种对立因素互相制约而达到的相对稳定的平衡。当生态这个词嫁接到文学乃至诗歌上时，的确有了新的涵义，它直指诗歌内外的秩序，以及与诗歌相关的整个文化的外部语境和内部精神。诗歌生态，我们听起来，很舒服，既不显得突兀陌生，也没有生僻之感，好像还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意。
    诗歌在我们当下所处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状态，就是诗歌生态。诗歌生态包含着很多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它们紧密相联，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它们也在矛盾和冲突中，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比如，诗人写作与诗歌大环境的关系，诗人“怎么写”和“写什么”之间的关系，诗人的游戏精神与诗歌的神圣性之关系，诗歌边缘化与诗人创作繁荣的关系，诗歌刊物多样化与诗歌经典弱化的关系，诗歌评奖增多与优秀之作减少的关系，诗歌载体的拓展与读者审美疲劳之间的关系，诗坛的娱乐化与诗歌的严肃性之关系等，都是诗歌生态的内容。总之，各种关系之间都会呈现出距离，这种距离就是我们的诗歌生态应该关注的东西。诗歌生态好不好，取决于大的文学环境，也取决于诗人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诗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诗人身份。
 
    张立群：近年来的诗歌（如从21世纪算起），无论在创作和批评上，都存在着理念大于创作及批评的倾向——正如我们在研究当下诗歌问题时，总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命名”可以带动写作与批评，而当在我们反过来对其进行批评、研讨时，即使不谈太多诗歌问题，也一样可以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逻辑推演，这如果用“生态”指代特定生存环境的视角来看，应如何理解？
 
    刘波：其实，这种理念大于创作及批评的现象，早在80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就发生了。那时的“非非”诗派，就有专门的理论宣言，蓝马作为“非非”的理论代言人，也的确写出过不少关于“非非”的理论。然而，“非非”诗人的创作，最后是否都遵照自己的理论宣言来实践呢？我看也未见得。
    新世纪之后，随着网络的兴起，文学变得多样化了，读者群也被分散。文学创作，似乎只有闹出一点动静来，才会引人关注，这个时候，诗歌往往伴随着小丑的事件而为大众所知，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事。在诗歌文本的经典化越来越滞后的情况下，所谓“诗歌的繁荣”，其实更多还是在于一些诗歌事件的被放大，被标签化。比如，论争，谩骂，相互的人身攻击等，自嘲，反叛，新奇怪异的命名等，都能从各个角度吸引读者的眼球。事件大于文本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媒体的介入和炒作，还可能源于诗人渴望诗歌“大跃进”的心理。有的人为了“强行”进入文学史，会不择手段地采取一些出格的方式，引得公众围观，以达到出名之目的。而在这种出名方式背后，是靠很多外在因素的推动，而非内在的诗歌文本。诗人们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的浮躁心态，我们可想而知。有些诗人盲目追求见面率和数量，写作貌似活跃，其实已经泛化，甚至僵化，他们并不注重去探究和发现，仅是仅靠惯性写作，为“命名”而写，为圈子化而写。
    虽然“命名”可以带动写作，但也只是沿袭着80年代的流派或圈子化写作的套路：几个诗人商定命名之后，只要加入到这个圈子或流派里的人，都可以凭借这张名片来打出自己的牌，而且围绕这张牌，大家都刻意在风格上趋同，这样有利于整体出名，一起作集体的狂欢。在这种现实里，批评家在谈论或批评诗歌时，其实就直接从“命名”入手，谈其社会价值，其新颖程度，其关切之点，综合分析，全面概括，但对于诗歌本身，我们可能关注得少了，因为有了批评的话语权，无论正说还是反说，都可能正确。
    从诗歌生态的角度来看，这种脱离文本来谈论或批评诗歌的研究，虽然是“无米之炊”，但很普遍。此现象至新世纪以来，不仅没有得到改观，相反愈演愈烈，目前更显突出，它也属于诗歌生态的一部分，这缘于诗人和批评家的虚荣心理，混乱的趣味，以及功利化的态度。然而，这种不健康状况一旦延续下去，我们面临的是诗歌更遭奚落和诟病的困境。诗人粗鄙的写作德行，批评家离开诗歌的诗歌批评，将诗歌生态引向了更恶劣的境地。
 
    张立群：也许，任何一种生态都无法兼容全部写作，当然，这句话换过来说就是一个时期的写作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时代本身。从近年来诗歌发展来看，写作思想的匮乏、盲目追求新奇与难度甚至炒作，等等，往往使很多令人瞩目的诗歌现象最终远离了诗歌作为文学创作之一的本质，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我们考察的诗歌生态究竟出现了哪些问题？
 
    刘波：一个时代的文学最好的状态，就是多元化，任何一种生态都无法完全容纳进所有的写作风格，而生态要达到平衡，其实就是诗歌内部各种风格相互搏弈的过程。我们常听人说到，哪个人的写作不合适宜，可能就是说他的诗歌不适合这个时代，这都很正常，在诗歌生态里也完全可以理解。
    在当下诗歌写作上出现的许多问题，比如写作思想的匮乏、盲目追求新奇甚至炒作等，似乎都与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有关，功利，浮躁，讲究速度，追求效益，处处渗透着功利的价值观。这种现象，其实真正背离了诗歌的本质。诗歌是语言的精华，是情感的艺术，她的功能就是有感而发，只有写出了打动自己的文字，才可能去打动别人。很多诗人都明白这个常识，但在这个并不尊重常识的时代，功利的、浮躁的写作在与诗歌本质的搏弈中，前者远远地超越了后者，这也是诗歌生态失调的体现。当诗坛远离了诗歌时，我们其实是在摧毁诗歌的堡垒，是在扼杀诗人的精神生命。
    在当下这种极端功利化的时代，很多人处于虚张声势的惶惑中，因为没有安全感，国人对于能抓到的物质的欲望异常强烈，而对于精神之事，大多漠不关心。公众对文学的兴趣都日渐淡薄，更别说是诗歌了。真正的文学精神，在这种形势下并不能获得彰显，大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面对这种现实，很少有人能真正沉下来用心去写作纯粹的、有方向感的文字，除非有强大的自律性，否则，很难不受名利的诱惑，欲望的出场，让人无法抵制，只有迎合与顺从，才可能获得一时的关注。这是诗歌生态的外部大环境。而从诗人自身来看，他虽然也想创新，想让自己的写作与众不同，但很多人的创新，不是内在精神的创新，而只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有的甚至是哗众取宠。有时候，他可能因此成名了，但其写作只是一种短暂的时髦，而没有能够长久支撑下去的经典性。诗人越是心态浮躁，其写作就可能越发显得孱弱、乏力，最终离文学的本质越远。远离了读者，只是为远方而写作，这种无法“回到人间”的局面，也是当下诗歌生态的重要一极。其实，真正与诗歌有关的，不是那些飘渺的、外在的东西，而就是你的文字是否写出了一种情感的真，灵魂的深，语言的美和思想的重。
    外部阅读环境的轻浅化和诗人主动降低要求的心态一旦合力，会导致当下的诗歌生态失调：诗歌刊物大量涌现，各种奖项名目繁多，表面上看似一片欣欣向荣，实则内里困惑重重。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诗人只有与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有时甚至不乏以旁观者的心态切入，这样可能才会准确地抓住时代的脉搏，让自己的写作远离浮华，摒弃无病呻吟，真正落实到大地上来下笔，来发声。
 
    张立群：中国古代历来有“天人合一”的说法，当时的许多诗人在其创作过程中隐含着与“自然”、社会、人生和谐统一的背景。由此看待我们今天谈论的“诗歌生态”，是创作本身造成了诗歌与生存环境的脱节？还是诗人的“个人中心主义”思想已凌驾于生态之上，或者是批评的近距离让我们很难摆脱某种近景观察的限制？总之，我们需要怎样的途径完成一种创作与生态的平衡？
 
    刘波：古代诗人对大地和自然是有敬畏心理的，所以，他们与其保持适当的距离，这种敬畏和距离，往往能让他们写出契合心灵的经典，带着永恒性，且历久弥新。但我们今天的诗歌生态虽然表面看起来平衡，其实内部正严重失调乃至恶化。
    有的诗人是直接拥抱时代，希望与时代彻底融为一体，这样近于近距离的接触，并不能让写作保持精神的独立，重获思想的维度。与时代同行，当有必要，但我们不能完全跟在时代后面走，时代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以迎合的心态来创作，那样只会丧失立场。文学和诗歌有她不变的常道，即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的永恒性。如果紧跟着时代，往往会被时代所奴役，为时代所征用，这时，你返回到内心，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在必要时甚至是与时代脱节，或者反抗所处的时代，和时代对决，都可能让自己更清醒地认知时代、把握现实，超越自我。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是这个意思。诗人在介入时代和社会时，有时不妨做一个旁观者，这样观察起来，会比置身其中变得更趋理性，更有警惕性，而不是因过于激愤而丧失优雅，因降低标准而简单复制。在网络化的狂欢中，我们必须重新培养健康的美学趣味，承担忧患和焦虑，表现理性与博爱。因为凭借一时冲动支撑的写作，定不会长久。我在很多诗人的作品里，经常读到不痛不痒的抒情，看到滑稽无聊的叙事，整体上充斥着一种反智化和麻木感，他们看似也在表达自我，在倾诉内心，但总是显得假。这到底是诗人的内心出了问题，还是写作本身的局限？而如何去针对这一症结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也是诗歌生态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有不少诗人，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当作一位文字的成功者，因为著作等身，频频获奖，声誉日显，继尔幻想成为大师或靠近大师，那种优越感，让他们的写作都表现为胜利，宏大，似乎坚不可摧，其实，没有入心、没有用力的写作，在现实面前是非常脆弱的。有些诗人何以会出现这种妄自尊大的心理，与其内心的膨胀有关。面对写作，诗人们很多都丧失了谦逊和敬畏之心，当大量的解构、破坏与颠覆进入写作时，诗歌本身应该具有的神秘性被打破，让一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美感和品质可言，这样的写作怎么能打动读者呢？
    由此看来，诗人与时代应该保持距离，而批评家与诗人之间同样也应该保持距离，这样的生态，才更适合于当下的诗歌环境。
 
    张立群：把“诗歌生态”进行一种普泛意义上的理解，即诗歌在克服高度自我意识的同时，抵达一种具有共同性、共通性的真善美境界，并笔涉诗歌的思想、艺术等多层面，可否成为建构良好诗歌生态的途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为此做些什么？
 
    刘波：这就是一种个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即写作的个性风采与普适价值的协调，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和诗人一起共同倡导并实践，这也是建构良好诗歌生态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很多从不读诗的人，或者将诗人当作小丑的人，要么对诗歌不屑一顾，要么就是以嘲讽的口气对待诗歌，面对这样的生态，作为诗人，我们还是应该在保持良好创作心态的同时，反思我们的写作本身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写作离大众太远，导致曲高和寡，还是因为不满意大众的接受能力，而变得自暴自弃，这些尴尬都必须得面对。只有不断的反思与内省，我们才可能找到解决困境的办法，寻到突破障碍的出路。
    在当下的诗歌生态中，作为一个诗人，你如何正确地去看待诗歌的边缘化，这是写作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诗歌的边缘化，本身就可能是其常态。或许离开了中心，一个人才有清醒对话的可能，才有我们能逐渐靠近真相、抒写经验的力量。在表达上，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想像有余，而经验不足，冲动有余，而节制不足；在语言上，华丽有余，而思想不足，介入现实有余，而精神提升不足，这些都是当下诗歌写作的困境。诗人们的心态也难以捉摸，要么过于自卑，要么过于自负，而能以一种平和心态对待写作的，的确不多。很多诗人往往喜欢走极端，或热衷于炫耀式的知识堆砌，或钟爱于放纵式的情感宣泄，怎样去准确地把握中间那个度，让想象力和思想性对接，使语言表达和现实人生相联，让现实性与历史感结合，这些都是诗人应该去考虑的问题。由此，你必须去找到有效的写作路径，既让自己的表达符合对真善美的建构，也要不惮于直面和辨析这个时代的现实困境，让诗歌在思想和艺术的层面，达致一种开放和互动的格局。
    为此，我们不妨回望这个国家强大的诗歌传统，拓宽视野，重新启用古典的诗歌标准，从有感而发的本质出发，来衡量我们当下的诗歌现实，让诗人们在天马行空的随意写作中，知晓一种诗歌伦理，遵守一种严肃精神；让诗歌在成为诗人信仰的同时，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教化人心、陶冶情操的美学参照。其实，在并不算良好的诗歌生态面前，我们应该重新让诗歌变得纯粹，而不是依附于那些俗化哲学，让自己走向精致的平庸。诗人应该虔诚地回到内心，存有一种信念和理想，接受来自语言革新和思想创造的挑战。没有难度的写作，不会让人产生信任，而没有尊严的写作，同样也不会让人产生敬意。

文章来源：新诗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