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吴欣慰:2018年传播学新观点
2019-06-19 10: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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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传播思想史研究会

作者简介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青年)。研究方向为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传媒文化。

吴欣慰,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台湾政治大学访问学生,研究领域为:文化研究、媒介考古、传播思想史。

摘 要

本文汇集2018年两岸三地的中文新闻传播期刊,以传播学方向的数百篇论文为基础,将问题意识、方法路径、研究结论作为筛选标准,整合和遴选出了本年度传播学研究的新观点。其中多为承前的部分,即原有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如“情感”研究的新维度,数字化记忆与技术怀旧,权力视角与公民参与,社交媒体、虚拟社群与身份认同,关系与意义建构的媒介观;亦呈现了启后的部分,即新兴的主题聚类,如人工智能时代的身体研究,电子游戏的玩家研究,数字代沟与家庭传播。

关键词

身体 游戏 家庭传播 技术怀旧 2018

盘点和梳理传播学的新观点,旨在从新闻传播领域中发掘2018年出现的新认识、新看法、新理念以及新的研究结果。适逢传播学进入中国科学化40年的节点,面对传媒环境颠覆变革时期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更需要传播学人瞄准传播学研究的新可能,即新的领域、发展、角度,进一步反思与开创传播学想象力的新空间。基于这样的思考,以问题意识、方法路径和研究结论作为筛选原则,从两岸三地中文新闻传播期刊可搜集到的论文和学术著作中,整合归类出2018年传播学领域的新观点。其中多为承前的部分,即原有研究领域视角的新进展,如“情感”研究的新维度,数字化记忆与技术怀旧,权力视角与公民参与,社交媒体、虚拟社群与身份认同,关系与意义建构的媒介观;亦呈现了启后的部分,即新兴的主题聚类,如人工智能时代的身体研究,电子游戏的玩家研究,数字代沟与家庭传播。

01
人工智能时代的身体研究

2018年,人工智能概念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持续走热,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继续成为各领域的焦点。在传播学领域,将“身体问题”带回到传播学研究中成为今年的一个新话题。其实,传播学研究中的身体问题一直若隐若现,比如彼得斯在梳理传播思想史时就提出了“在人类交流中人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缺席”的设问。一方面,苏格拉底和洛克等早期学者正面强调了面对面对话中肉身在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大众传播现代科技逐渐实现的幽灵(精神)交流,却带来与日俱增的身体缺席的焦虑,从反面强化了身体在场对于传播的价值[1]。

以此作为基点,反观身体与传播的思想史,麦克卢汉的身体-媒介/技术思想、基特勒的信息唯物主义、控制论和女性主义是这一脉络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这一视角也是笛卡尔、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福柯等哲学家的核心关怀[2]。特别是后人类主义的赛博格(cyborg)概念,即机器可以从人体的延伸发展到人机结合,成为当下和未来人机界面互动的得力诠释。人机结合突破了身与心、肉身与机器的二分法,造就了新的主体“赛博人”。赛博人是处在不断流动过程中移动网络的节点主体,它打通了实在与虚拟世界的界限[3][4]。美国现象学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所揭示的身体-情境-心智的整体性观念[5],以及游戏研究中身体姿态与具身“沉浸”体验的探索,或都可作为努力的参照方向。正如麦克卢汉曾声称的:“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6]

02
电子游戏的玩家研究

一直被社会舆论视为“鸦片”和“洪水猛兽”的电子游戏,逐渐受到传播学界的正视,玩家的研究视角成为传播学视域下游戏研究的出发点。具身性感官实践是电子游戏的一大卖点。上世纪70年代的格斗游戏,正是通过手部操作以玩家身体姿态的变化,体验初级的感官刺激[7]。而如今的虚拟现实技术使全身体验和沉浸感成为可能。在这类游戏中,玩家可以利用独特的空间叙事与身体交互经验,“身临其境”地感受由场景叙事唤起的情感(如恐惧),一边建立对新身份的认同感,一边激发亲历的“虚拟记忆”[8]。一度被视为由魔环(magic circle)所区隔出的纯粹的虚拟世界,展示出游戏与现实之间相互渗透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多人在线游戏的玩家们在“娱乐”和“闲聊”中形成了重复互动,其中丰富的社交线索、自我揭露和情感交换,使我们看到网络社会的社群形态如何超越个人-集体、线上-线下的二元对立。[9]

女性玩家的快速增长,将性别考量带入游戏研究。研究者们观察到,游戏呈现出社会偏见和对女性的物化倾向,游戏产业、研究者甚至女游戏玩家本身都具有性别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具体体现为:女性玩家游戏水平低、竞争心弱、对他人依赖性强、注重团队协作、乐于承担辅助角色、性格好、注重外在美观而不重实际等。文章通过SEB实验和焦点小组访谈不仅发现显著的内隐性别刻板印象,而且还会带来人身攻击、边缘化和自我否定等负面的刻板印象威胁[10]。而大陆彼岸的杨美雪和赵以宁基于台湾的相关研究成果似乎没有如此悲观。她们发现,女性玩家已逐渐跳脱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会透过对角色性别和职业的塑造来展现自我,其对角色外貌形象塑造也较不受到性别认同的影响[11]。是否真是如此呢?《恋与制作人》这款女性向游戏在大陆的风靡引人重新反思,其“白日梦”特质、设计理念与市场效应等都引领着研究者们持续深入何为性别平等,如何构建性别认同等议题[12]。

03
数字代沟与家庭传播

家庭和代际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家庭作为一个传播场域和分支学科在中国却仍属于尚未开垦的研究绿地。周裕琼和林枫通过将数字代沟概念化和操作化,呼吁在代的生物和社会属性之外,引入家庭属性,从接入-使用-素养这三个维度将代问题与代沟现象置于中国特色的家庭传播场域加以考察[13]。除了代际问题之外,家庭传播在美国其实已经成长为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领域,它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中剥离出来,吸收社会学、心理学和家庭学的成果,主要关注父母与子女沟通、夫妻之间的交流以及父母对子女接受媒介信息的影响等。这一领域以彼此承诺和依存的互动定义家庭[14],强调传播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功能,以关注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系统模式和过程取向作为研究视角,使用想象互动、自然观察、日记访问、媒介分析、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现已发展出关系传播、符号聚合、传播隐私管理等原创性理论,日臻成熟。如何可以使之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朱秀凌初步勾勒出可供参考的五个方向:传受双方研究、内容和形式研究、媒介与效果研究、社会情境研究、家庭传播史研究[15]。

国内学者目前也已作出一些有益尝试。如通过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UTAUT,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探究青少年家庭内部手机“技术反哺”现象的发生机制及其社会影响;从代际关系的视角看代际因素在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发生、改变、补偿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16];以及以沟通隐私管理理论为基础,探讨因学习或工作分隔两地的成人初显期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数字媒介沟通进程及影响[17]。如此,家庭传播研究不仅将一直被忽视的老年人重新带回到研究视野之中,也使得“隐私”和“边界”等在中国文化下隐而不宣的问题带入到讨论议题中来[18]。

04
社交媒体、虚拟社群
与身份认同

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开创了虚拟社群的新形式。在社交媒体主导下的群体传播时代,普通个体的情绪、个体认知的社会化传播成为传播新环境、信息生产新方式中的突出现象[19]。由此构建的虚拟社群,也正是通过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以网络化的个人为中心形成。在这种数码通讯技术的中介下,移民人口或离散人群的社交关系往往以此得以维系与发展。此类研究的核心关怀在于,新的人际交往与传播模式如何在社交媒体使用中形成,并如何建构社群认同与归属感。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下,中国新生代农村移民的社交媒体使用是典型案例。研究发现,从线下到线上的“二度迁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较于线下更具有社区归属感的社交平台,QQ空间等看似“虚拟”的数字化平台,已经成为新生态农村移民日常中承载更多认同的居所与场域[20]。

而海外离散群体作为穿梭于不同国度之间的移民群体,同样不能被简单放置于单一新技术或媒体体制的背景中。就Facebook与微信使用的对比研究来看,“世纪潮一代”的在英流寓华人将其作为不同社交符号,以“想象融入”和“持续认同”活跃在不同文化集体和社群,实现“双面人生”[21];而在美国和台湾的中国90后留学生则因早年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以微信为代表),与海外互联网文化(以Facebook为代表)形成新的“数字文化冲突”,加剧了“文化休克”现象,为离散者的社会融入带来新的挑战[22]。无独有偶,对于美国L城城华人社区的民族志考察也显示,微信群以“社会互助”和“故事讲述”的方式来赋予社区成员归属感,其抗拒文化同化和适应美国文化的双重功能,以线上、线下的“弱关系”构建出新型的强社会关系网络[23]。

在社交媒体的关照下,往往被视为“落后者”的老年群体也通过手机拍照行为获得新的交往关系,参与到社会关系中来。这种自我身份的彰显与表达,不仅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情感表达与心理调适,同时也为“弱势”群体的身份认同与主体性建构开拓出可期的领域和空间[24]。

05
权力视角与公民参与

中国社会转型超越了线性的“市场挑战国家”或“技术挑战国家”的模式,中国媒体转型中亦面临着信息悖论:一方面,媒体市场化为新闻提供更多自主空间和新闻保守主义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威权国家的权力在受到信息挑战的同时又增强了其控制媒体的能力。由市场和传播技术带来的“信息赋权”机制一直是媒体转型研究的主流,但此番在解释权威国家的媒体转型中却呈现乏力的状态。学者林芬在研究中借助史蒂芬·路克斯(Steven Lukes)三个维度的权力框架,将“信息冲突”框架进行更新,更为细致的勾勒“信息赋权”的构建条件和动态过程,并以此分析中国国家与媒体的互动状态并形成解答。其研究认为,在政权、市场、技术和民意的角逐里,中国媒体摇摆于相对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和保守的政治制度之间;分化于各路思潮的争论里;沉浮于周而复始的周期之中。“国家与媒体”关系也随之起伏动荡,而这又与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中所展示出的“脆弱的超级大国”形象相呼应[25]。曾温娜、柯林·斯巴克斯以中国当红的韩国模式节目《奔跑吧,兄弟》作为研究案例,以人类学研究方法对电视生产模式进行考察,探究电视生产者在引进和本土化改造电视模式节目的过程中文化相似性与权力协商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版权方所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协商过程。文章认为,中国电视团队引进、本土改造《奔跑吧,兄弟》的过程,更为直观地展现出各主体在文化差异与政治干预影响下多向、螺旋式、多层次的权力协商过程。通过各方权利协商把一个在外国文化语境中生产出来的节目,成功地本土化为一个高收视率的本地版本。作者分析指出,拥有更专业知识的一方并不一定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上风,文化相似性也不能解释所有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现象。文化差异和政治壁垒成为干预电视模式节目本土化中的关键要素[26]。

公民作为“政府-媒体-社会”动态互动关系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以线上线下的多种方式参与到政治权力争夺之中。一方面,研究者以“零时政府”为个案,观察黑客社群如何奉行开源文化,展现其运用网络工具协作。借由分享资讯、将共识实践为专案、与政府互动等行动,将公共议题散播到公民社会,从而破除以往因资讯不流通而被专业权威把持的知识与资源,真正推动公民审议过程。“零时政府”将社群外的公民转化为参与者,进而达成审议中“广泛的公共参与”“公平审议的机会”“充分资讯下的公众判断”,以及“可信的结果”等四个重要元素。“零时政府”公开透明和分散式协作让参与者具有自我实现的满足感,也让多元思想汇聚碰撞。其研究展现出“零时政府”对培养公民素养具有难以量化的重要性存在[27];另一方面,研究者通过武汉H小区拟建临终关怀医院的抗争个案,展现了政府、医院、业主三方主体在新媒介作用下进行的持续互动与协商过程,作者认为这种“日常生活政治”中潜藏的微观抗争情绪与倾向需要加以重视,否则有可能转化成为显见的宏大社会冲突。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公民借助线上表达推进线下诉求的满足将成为常态,为民众提供诉求表达的网络渠道和空间对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也将是有益的[28]。

06
情感研究的新维度

近年来,新闻传播领域中公众舆论事件呈爆炸性增长,这也促使传播学研究的学者在“情感”问题上投入更多关注。在公众情感的研究方面,目前国内的学术领域尚缺少系统的研究分析框架。袁光锋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一种兼具静态和动态的视角,包含“认知”“媒介”“基调情感”“状态情感”四种要素的系统性的分析框架,用于分析公共舆论中的情感政治。研究中,他借助这种分析框架,对在中国情感政治场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感形态及其形成机制做出描述和解释。在诸如阶层冲突、医患冲突、官民冲突等议题上突出体现出愤怒、怨恨、不公感、同情、悲情等情感。媒介、认知、基调情感、状态情感四种要素为研究公共舆论与情感政治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国家与公众之间基于情感的互动和博弈将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这样一个情感研究的框架意义深远[29]。

在情感研究方面,袁光锋研究的另外一个维度也颇具启发。其在“国家”与公众“同情”之间的关系探讨中引出一系列问题。研究发现,面对他国的“苦难”,形成了关于“普遍人性”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的争论。中国网民形成了多个层次(layers)的“同情”话语,不同层次的“同情”之间既可以产生冲突,也可以“携手并进”。国家记忆、苦难的“政治化”和“去道德化”、将他者的“非人化”等都塑造了网民的“同情”/拒绝“同情”的话语。媒介化的他国苦难并不是简单地促进世界主义或者强化国家身份认同,在这种二元的范畴内,更多的是“国家”认同的动态协商和反思性重构[30]。陈福平、李荣誉、陈敏璇的研究指向更为明确——孤独感。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虽然互联网普及,在线社交应用蓬勃发展,但是“孤独地在一起”的社会忧虑依然存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者将在线关系转化为线下亲密关系的能力越强,越能从互联网获得情感与社会支持。然而,随着互联网发展,使用者将在线关系转化为线下关系的能力却在下降,进而导致人们从互联网获得情感与社会支持的能力也下降。这与社会资本的利益需求吻合,值得警醒。也意味着,未来互联网企业或是社区治理者将要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将是如何把人们从虚拟的线上转移至实体的线下[31]。

07
数字化记忆与技术怀旧

媒介记忆研究在今年不仅在研究视角上有了新延伸,还开拓出新的话题与研究领域。在研究视角上,数字化记忆着眼于日常生活的民间话语,从意识形态和批判的立场深入在线协作式的记忆书写与知识生产。陈旭光从青年网民网络流行语的记忆实践研究乐观地发现,数字化记忆通过身体在场的转向(从物理空间在场转为社会意义上的在场)构建在线记忆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使得“民本立场”的意识形态加入到官方意志与精英意识的博弈之中,彰显出“事本位”的民间话语场所带来的情感力量与价值张力。当然这种网络公民的话语场实践总是离不开政治和商业力量的拷问[32]。通过搜索引擎的知识生产实践,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新型知识背后藏匿的权力控制,看破沉溺于搜索引擎知识优化中的表象[33]。这一研究视角的延展,一方面用社会价值与观念的建构逻辑打破技术决定论或技术中立的迷思,另一方面跳出传统视野,重大历史事件与精英权力不再成为集体记忆研究领域的唯一主角。

技术怀旧的视域则为媒介记忆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媒介怀旧通常表现为以原有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美学、风格、操作方式、触觉等来重新拥抱过时的媒介技术[34]。它带领我们反思“旧媒体”所指向的日常经验与情感方式。刘于思指出,尽管技术怀旧没能逃脱“回归理想化过去”的窠臼与商业化消解真正记忆的威胁,但人们如何想象与感知媒介技术变迁的关系性进路或可成为解决途径。在方法论层面上,“实验媒介考古学”的研究取径和“块茎”思维都是这一领域可尝试的新方法[35]。

而具有同样理论关怀的“消逝的网站与网友记忆”研究则更为直接地开辟出一个新兴研究话题,关注网民的参与和体验如何影响数字记忆、网友如何记忆消逝的网站等命题。杨国斌和吴世文首次对中国网站和网友记忆进行研究,发现早期的中国互联网更为人性化,消逝的网站与使用者的日常经验紧密交织在一起,映照出怀旧个体鲜活的生命印迹。网友不仅哀悼记忆中“有生命的”网站,而且通过自传式回忆关照现实。研究者呼吁后续研究可以从社会史和媒介史等中观维度切入,致力于推动中国互联网历史学的研究[36]。

08
关系与意义建构的媒介观

如何认识媒介及媒介观的形成是传播学研究中常论常新的议题领域,历史的、现实的、群体的、个体的、反思的、展望的多维探索于媒介观的丰满形塑极具价值。在媒介观形成的学术性历史渊源方面,学者张昱辰通过回顾和解读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的经典著述来形成解答。他发现,西美尔作为形式社会学家在其研究中虽然甚少提及“媒介”这一关键词,但是大量涉及媒介研究的核心议题。西美尔通过对路、桥与门的分析,在形而上层面揭示了媒介“连结”与“分离”的双重角色。通过对货币媒介的分析,西美尔在现代社会不同层次形式之间建立了关联,也揭示出媒介解放和束缚的双重效果。通过对形式和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现代文化危机的分析,西美尔揭示了媒介工具性和建构性的双重面向。理论意义上的“媒介”可被归为西美尔笔下诸种相互关联的形式中的特殊形式,通过“形式因”的考察,可以探究媒介之间、媒介与非媒介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以理解媒介在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37]。

当前,主流传播学界将媒介理解为像媒介组织那样的功能性实体,使得学术研究聚焦于非传播问题,却对真正的传播问题视而不见。胡翼青指出这正是媒介实体化导致的后果,是传播学学科身份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他主张回到关于媒介内涵的讨论以应对传播领域对自身学术身份和学术合法性的集体焦虑。借助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视角,胡翼青的研究认为从表面上看,特定媒介是一个机构,是一种技术。实际上,它是由某种形式和技术构建的意义空间,这个空间在观念的传达上具有明显的侧重、强调和偏向,它向其使用者展开在特定空间中才可视和可理解的意义,而其使用者在这些空间中的意义生产和消费又会不断带动意义空间的开拓与转型。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是一种显现的实体,同时又具有中介物的抽象性。媒介是一种隐喻,它为我们建造和呈现出一个可见的世界和空间,并构成我们观念中生活的意义。在认识论上把媒介看作是一个意义汇集的空间,而在方法论上把媒介理解为一个抽象的隐喻,就会在研究内容上有所突破,并有可能重塑传播学的学科气质和学科认同[38]。

关系与意义的建构研究的对象不仅可以是现时发生的媒介案例,亦可是历史久远的媒介事件。学者伍静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祝寿活动为标本,呈现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社会环境中报纸利用媒介仪式进行的关系建构。研究发现,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初具依靠象征进行民众动员的意识,对现代报纸功能与技巧的运用达到了相当娴熟的水平。在这里报纸既是纸面内容、意识形态的扩音器,也是纸面之外关系、网络的黏合剂。它勾连了传统与现代、秘密与公开、实体与象征,既制造现实接触,又催生文化性、心理上的反应、认同[39]。学者王雨则选择了1932年亚美公司《无线电问答汇刊》的内容,通过解析听众对“响亮”与“清楚”这两个听觉诉求的不断追问,学术性还原这一时期媒介在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互动的大背景下如何促使都市居民重新认识声音、自我与环境的关系[40]——以听觉媒介建构起来的关系。 媒介研究、探索对象的群体特征是常态,但是这也更凸显出郑欣、次仁群宗研究的特殊与珍贵。他们通过解析扎西个体的媒介接触史,探析媒介对其文化适应和国家民族认同带有时空流动性的影响,深描扎西寻找精神家园的媒介之旅,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去生动、整体地描述、分析甚至重新建构该藏族学生的生命历程及其文化适应过程。在14年的求学过程中,一路的媒介在不断解构和重构着扎西的民族认同[41]。

从关系网络的角度理解媒介也为传播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潘祥辉从“秦晋之好”这一典故出发,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建构政治联盟关系最常见的沟通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女性在这一模式中充当了一种关系媒介,通过融合基因、缔结亲属、消弭冲突、传播文化等方式,建构古代的政治社会网络[42]。卞冬磊则以物质性与历史性来深描近代中国传播网络的一个片段,通过追寻1838年到1840年间林则徐的旅行、禁烟与翻译活动,呈现出近代中国传播网络的日常运作方式。指出权力和信息网络的封闭、权力网络和广阔疆域存在的矛盾、信息网络的要素限制,是19世纪前期中国传播网络存在的主要问题。而19世纪后期甲午战争引起强烈的社会震动,则与新闻纸的兴起、网络地理的拓展、同时性的增强以及传播网络对于人群意见的凝聚力提升息息相关[43]。可见,关系网络的新视角,诚如德布雷的媒介域概念所启示的,应把媒介技术的符号形式与关系结构作为整体来看,将技术主义价值放回到历史主义价值之中去考察,加深对信息传播新格局和新兴社会生态的理解[44]。

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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