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瑟夫·奈

来自/联合早报

假新闻问题在全球各地引发关注。（档案照）

“假新闻”一词已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一切他所不喜欢的报道的代名词。但它也是一个分析术语，用来描述以传统新闻报道形式呈现的蓄意虚假信息。

这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1925年，《哈珀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发表了一篇关于“假新闻”危害的文章。但如今，有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从社交媒体获取一些新闻，而社交媒体的业务模式使它极易受到外部操纵，其演算法也很容易被用于盈利或有害目的。

无论是业余人士、犯罪分子还是政府，许多国内外组织都擅长用逆向工程破解科技平台如何解析信息。俄罗斯在这方面堪称高手，它是最早懂得如何将社交媒体武器化，并利用美国自己的公司来对付其政府的国家之一。

面对网上的海量信息，人们很难知道该关注些什么。注意力，而不是信息，成为必争的稀缺资源。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实现精准化（micro-targeting）的传播，使人们接收到的信息仅限于志同道合者的“过滤泡沫”（filter bubble）。

社交媒体提供的“免费”服务是基于这样的盈利模式：用户的信息和注意力实际上是卖给广告商的产品。它们的演算法是设计来学习什么能够让用户保持参与，从而可以向他们投放更多的广告，以产生更多的收入。

愤怒等情绪刺激了人们的参与度，而那些骇人听闻但虚假的新闻，已经被证明比准确的新闻更能吸引观众。一项研究发现，推特上的此类假消息被转发的可能性比准确消息高出70%。同样，今年早些时候对德国示威的一项研究发现，YouTube的演算法会系统性地将用户导向极端主义内容，因为这些内容的“点击”和收入最高。传统新闻媒体的事实核查常常无法跟上脚步，有时甚至会因为引起更多人关注假消息而效果适得其反。

就其性质而言，社交媒体的盈利模式可以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武器化。最近，面簿因在保护用户隐私方面的漫不经心态度而饱受批评。总裁扎克伯格承认，面簿在2016年“没有为我们日常所面临的有组织的信息活动做好准备。”但该公司“此后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开发了先进的系统，将技术和人员结合起来，预防有人利用我们的服务干预选举。”

这些措施包括搜寻和删除假账户的自动程序；在面簿上散播假消息的页面，不再像过去那么经常出现；发布假账户删除数字的透明度报告；核实投放政治广告者的国籍；增聘1万人以解决安全问题；以及改善与执法部门和其他公司的协作，以应对可疑活动。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社交媒体公司与想方设法利用其系统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军备竞赛，仍将持续下去。人工智能等技术解决方案不是万灵丹。由于假新闻往往更耸人听闻、更离谱，所以它比真新闻传播得更远、更快。推特上的假信息要比真信息被更多的人转发，而且转发的速度远远更快，即使是在有事实核查的条件下，重复假消息也可能增加个人接受它为真消息的可能性。

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举行之前，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互联网研究机构（Internet Research Agency）花了一年多时间，创建了几十个伪装成美国本土新闻机构的社交媒体账号。有时，这些报道会偏向某个候选人，但它们往往只是为了给人一种民主充满混乱，并对之深恶痛绝的印象，以及压低投票率。

当美国国会在1996年通过《通信内容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时，社交媒体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它们被视为让客户能够相互交流的中立电信提供商。但这种模式显然已经过时了。在政治压力下，大公司开始更加小心地监管它们的网络，删除明显的假消息，包括那些通过僵尸网络传播的假消息。

然而，限制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会产生棘手的实际问题。虽然机器和非美国行为者不具有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私营公司也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任何约束），但持有异议的国内组织和个人具有这些权利，而他们可能成为外国势力的中介。

无论如何，外国行为者造成的伤害，可能小于我们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假新闻和外国冒充真实新闻来源的问题很难解决，因为这牵涉到我们在各种重要价值观之间作出权衡取舍。由于担心实行审查制度会受到抨击，社交媒体公司因此希望避免受到立法者的监管，谴责它们不作为和明知故犯的运作方式。

欧洲选举的经验表明，调查性新闻报道和预先提醒公众，可以帮助选民防范假信息运动。但与假新闻的斗争，很可能仍将是其散播者与平台被他们利用的公司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它将成为世界各地选举的部分背景噪音。时刻保持警惕将是保护我们民主国家的代价。

（作者Joseph S.Nye是哈佛大学教授，著有《美国世纪结束了吗？》（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