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密，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至美国加州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加州大学的戴维斯分校，以现当代汉语诗歌及东西方比较诗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论著包括：《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现代诗文录》《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　　　　近年来，她在报章上写作诗歌专栏，以诗歌为主题，从评论、欣赏、历史描述等多种角度思考诗与人类生活的丰富关联，将高雅的诗歌谈得散漫有趣，以贴近的生活化方式，引导人们对于诗歌的关注。　　尽管相较于多样的现代娱乐方式，诗歌显得古老而难以满足现代人的所有视听需求，但对奚密来说，诗歌在这个时代恰恰回归了它的根本，它指向了个人情感表达和存在思索的本身，当下诗歌的作用不是为了传达讯息，也不是为了跟人沟通，“而是一个人真诚地面对文字，锻炼文字，透过想象力，赋无形以有形，化抽象为具象的一种行为”。也因此，诗歌成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有机体，“诗歌最终只对自己负责”。

ｂｙ　Ｌｅ　Ｍｏｎｄｅ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ｑｕｅ


“我一点都不担心诗歌的未来”

　　记者：在国外汉学研究的领域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对古典文学和现代小说的研究，关于现代诗歌的汉学研究相对来说并不太了解。能否请您谈谈国外中国现代诗歌的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奚密：其实类似国内学界，研究小说的学者远远多于研究诗歌的学者。比起二三十年前，甚至做中国古典诗研究的也少了。这跟整个学术界的潮流相关。过去三四十年，由于西方理论革命的冲击，学术研究的重点从诗歌转移到其他文类。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近年来英美文学研究的主流里，诗又回来了。比起二十年前，国外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从事汉诗研究，包括翻译。　　但诗歌研究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究其原因，可能是对于读者，新诗的挑战远大于现代小说的挑战。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美学模式有了根本上的转换。读者适应新的美学模式需要假以时日，同时也需要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两方面的配合。新诗正在趋向成熟的过程中，不能太苛求诗歌本身，也不能太苛求读者。在我看来，这也正是新诗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它新，所以它有很大的挑战性。在美国大学里读新诗，可能比华文地区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毕竟美国学生对中国古典诗词没有既定理解或者预期，而且通过英文翻译也看不出古典诗和新诗的差异。对他们而言，都是新的，所以很容易接受。接受新诗美学模式的差异，是以中文为母语的读者才有的独特的历史现象。
　　记者：新诗接受度的问题，您提到要靠学校教育的加强和提升。但事实是，新诗教育在中国一向不显，相比古典诗而言，人们觉得它离我们似乎更远，尽管它的语言形式反而离我们更近。　　奚密：你让我想起有一年在美国开学术研讨会，有一位研究古典诗词的学者说，她觉得新诗离生活很远，古典诗才离生活近。我初听吃了一惊。以往我从不认为如此，因为所谓离生活近指的是它的语言，现代汉语自然比古典诗词更接近我们的生活。但转而一想，的确，我们今天的口语和书面语都脱离不了古典诗词的影响，它长期沉淀在我们的文化、生活、意识和潜意识里。大概才有人会认为，新诗反而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联。　　正如现代艺术对观众和听众的要求较高，较需要专门教育才能欣赏它，现代诗也是如此。新诗的接受度确实需要倚赖诗歌教育的提升。当然，说新诗没有读者也未必。首先，国内诗人很多，每年出版的诗集诗选也很多。其次，我发现华文地区的诗歌活动参加的人并不少，有时还有爆满的现象。他们多半是一般读者，遍布各个年龄层，生活背景也各不相同，他们就是对诗歌有兴趣。比起英美，国内的诗歌读者还是比较多的。
　　记者：古典诗词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是可以唱的，因而也就流传性更广。于是有人提出，新诗也应回复古典诗词的传统，与流行歌曲的结合或许是新诗未来的一个方向。
　　奚密：流行音乐对新诗是有很大的冲击。诗歌的某些传统功能和角色都早已被现代媒介所取代了，包括流行歌与诗歌的分家。尽管有人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例如将新诗谱曲来唱，但老实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的确，有一些新诗可以谱成流行歌曲广为流传，但这毕竟是新诗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致力于诗歌艺术的人，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也不会满足于此，他们肯定对文字怀有更大的抱负，希望看到更多个人化的探索和实验。　　现代娱乐是这么的多元。诗歌是一个古老的形式，不可能满足现代人所有的视听需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年轻人爱诗是最自然的，几乎是一种直觉的反应。年轻时代对于爱情的憧憬、对世界的迷惘，对自我的质疑，都很自然会通过诗歌来表达，也很容易被诗文字的节奏、意象的美、情感的真挚所吸引。所以我不担心诗歌的未来，只要人还年轻过，还恋爱过，大概就不可能不爱诗，不可能完全脱离诗。而且我相信，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感动你的东西也不同，都可以在不同的诗歌里找到共鸣。

“诗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有机体”　
　　记者：您有一个观点，“当科技和媒体使人的思想感情趋向样板化、非个人化时，诗的价值更值得我们去重新思考和肯定”，在您看来，在科技媒体发达的今天，诗歌或许更凸显了它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指向个人自身的，我们用它来寻求个人的本质存在和情感体验。　　奚密：古典诗赋具备自我表达以外的多种功能。但随着政治体制、教育制度、文化结构等等的改变，这些功能早已消失了。再者，现代多样化的娱乐也让诗歌失去了过去承担的部分娱乐功能。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诗实际上回到了它的根本，这种极简主义的东西是最朴实的。诗不是为了传达讯息，也不是为了跟人沟通，(虽然它可以用来传达和沟通，)而是一个人真诚地面对文字，锻炼文字，透过想象力，赋无形以有形，化抽象为具象的一种行为。诗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有机体，而创作者最终只对诗负责。　
　　记者：新诗的资源和写作方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有人认为新诗某种程度上是与古典诗传统的断层，于是有一种观点是，新诗对于古典资源的利用与接续。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奚密：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有意地去接续传统，它本来就是我们语言文化、思维感性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我们都受到它的塑造并内化了它。有时候“接续”做得太刻意，太直接了，反而失去创意而流于表象。新诗不可能跟古典诗脱节，它只是对现代人继承的语言和文学传统的转化。这个转化只要是有个人特色的，都是好的，不必管它是“西化”还是“传统”。而且谁能决定什么是中国传统呢？是哪个朝代哪个时段，哪些流派哪些作家呢？所谓海纳百川，传统这大海容纳了这么多的河川。作为一位诗的专业读者，我只想读好诗而已。读到好诗，我会由衷地感谢作者。
　　记者：那么，您认为究竟怎样才算是一首好诗？　　奚密：什么是好诗？不在于它的文字是否“优美”或“诗意”，不在于典故用得多不多、修辞华不华丽，而是它是否能经得起一再的阅读和诠释。可能一首诗看起来一点也不复杂，它没有典故，文字是大白话，但是它非常耐读，因为它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表达前人已经说了一万遍的感情或思想。这在我看来就是成功的一首诗。我同意现代主义的中心原则，那就是创新。如果一首诗只是重复别人，毫无创意，就算不上好诗。以美国诗人威廉士(William Carlos Williams)为例，他的诗通常又短又简单，没有炫目的修辞。但是你会想一读再读，因为里面有些东西触动着你。作为读者，我总是试图去接近诗的核心。

“当代诗歌需经历‘过滤’”

　　记者：新诗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经典化。新诗一百年，似乎还没有哪一部文学史将新诗的问题真正解释清楚，新诗的经典化似乎也显得格外艰难。就诗歌的整体质量而言，它是混杂的，必定会经过一番大浪淘沙的过程。　　奚密：有这么多人在创作新诗，作品的质量难免良莠不齐。而且量这么庞大，就算专业读者也不可能全部读完。因此，评论家就必须做一个评价和“过滤”：值得留下来的作品究竟是哪些？这是评论家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我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是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我企图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架构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作家作品能够在文学史上留下来，为什么有些留不下来；为什么某些作家和作品造成了结构性的改变，为什么某些好作家好作品却没有这种结构性的意义。我着眼的是大的诗歌场域，包括一个诗人或诗人群的出现如何改变了某些游戏规则和场域生态。我希望将各种结构性因素和文学实践(包括文本)结合起来，透过对它们的交叉分析，勾勒诗歌场域的面貌，了解文学史的演变。当然，任何一部文学史都不可能满足每一个读者，写史一定会有取舍。
　　记者：20世纪的美国诗歌史上，曾经出现了几次中国古典诗翻译的热潮，而且对美国诗歌的现代化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当代中国诗人的诗集在国外翻译出版的情况怎样？国外读者对中国现代诗怎么看？　　奚密：国内诗人已经有不少在欧美翻译出版诗集，例如：黄翔、食指、多多、杨炼、翟永明、欧阳江河、张枣、西川等。我自己也翻译过一些。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翻译经验是和友人合作。他既是美国诗人，又是一流的文学编辑；虽然他不懂中文，但是能够揣摩原诗的精神，同时加强译诗的音乐性和节奏。　　一般来说，美国诗人和大学创作班的学生对中国新诗都有些好奇心和兴趣，他们想了解同代人的经验，想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诗人们在做什么，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国际诗歌节是很有意义的活动。诗人们有机会交流，而且会发现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人在写好诗。我自己就常发现，即使那些不太受人注目的小国家也有非常优秀的诗人，值得我们介绍。

文章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