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全球传播 

作者：Marwan M. Kraidy，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教授

编译：戴润韬

编校：王沛楠

原文刊载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8年第二期

当今社会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环境、安全、技术以及身份认同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只有了解全球传播媒介研究的议程才能更好地了解媒介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批判研究要求研究者对于现实进行深刻的剖析与解释，对于传统的批判理论了熟于心。然而政治、经济和一些其他的“挑战”正在模糊我们对于“批判”的定义。因此，学界亟需反思、重振研究传统，多元地理解世界发展和舆论参与；提出批判性问题，吸收多方经验，从而迈出传播学研究的舒适区（comfort zone），将学术与公共实践结合起来。

呼唤批判性研究议程

学者阿帕杜莱（Appadurai）曾在1991年提出，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如此复杂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学术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化滞后导致的。25年过去了，其论断仍与当今世界走向产生着奇妙的共振。2008年金融危机、叙利亚危机、阿拉伯世界的战争、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都在割裂着以美国和西欧为首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后真相（post-truth）、反人道（inhumane）、反世界主义（anti-cosmopolitan）等成为了“动荡时代”的三大组成部分。但是作者认为，这些组成部分存在着内部联系。各方缔结世界性组织，独树自己的旗帜，对抗世界性霸权。

这对全球媒介研究来说，即是机遇又是挑战。世界发展出现的混乱亟待传播学者将其理顺，也要求学者将种种问题联系起来，用批判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而非闭门造车地将之理解为毫不相关的独立事件。关注各个事件的发展及其系统性运行的情况，而非提出宏观而笼统的“大问题”。

作者认为，批判性的全球媒介研究议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关键点：

第一，不畏强权，讲出事实，保持理论的批判性色彩；

第二，运用批判理论。通过马克思主义（Marxism）、霸权理论（hegemony）、文化研究理论（cultural studies），女性主义（feminism），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酷儿理论（queer）、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 theory）和去殖民主义理论（decolonial theory）、激进民主主义（radical democracy），话语批判理论（discourse critique）等经典批判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对全球媒介的成果和趋势进行辨析；

第三，融入公共话语场。重新定位学者与社会的关系，真正融入所研究的环境之中，了解社会网络和权力流动，提高学者对于公共实践的参与度。

作者之所以对于全球媒介研究议程有这样的展望和期待，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破坏了媒介与政治的和谐。全球传播的缺席使得公众对于任何超过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及其倡导者持有敌意。

第二，全球媒介研究作为国际传播的子学科，由于受到全球化对于其原先指导性范式的解构，陷入到了“后范式”的碎片当中，媒介殖民主义所倡导的政治经济机构化和媒介不平等流动导致了文化同质化。而时代趋势则是政治经济各行其道、信息文化分轨并行。

第三，虽然包罗万象的全面框架的可行性值得商榷，但僵化的“范式”则是阻碍学术创造的大山。因此，学者需要把握大局，深度参与。在社交媒体平台全球化、政治极化，经济前景模糊、新自由主义深化、民粹主义抬头、激进主义萌芽的今天，将众多的现象联系起来，整体、批判、发展地看待媒介研究话题，把握大框架、重视子命题才是全球媒介研究的“正道”。

重思“专业”和知识生产

全球媒介研究的批判性议程主要围绕以下四个辩题展开：

首先，美国在全球传播和媒介研究中的中心地位。美国掌握着如此巨大的媒介资源也同时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其“号令世界”的能力是各方争论和思考的辩题之一。

第二，是否可以将“区域性”以及“地域性”研究（“area” or “regional” studies ）纳入全球媒介研究议程之内。各个区域媒介的发展与全球媒介发展之间的联系是全球媒介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三，西方的理论霸权问题。任何研究和原始数据只有通过西方学者的分析或者运用西方研究理论才能被学界认可。世界政治和社会结构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令人担忧。

第四，全球媒介研究中的“全球”并非仅由美国和“其他部分”这两块组成。要抛弃“西方中心”思想，鼓励南-南学术合作，倡导更包容的跨文化主义和跨地域主义。

更新媒介研究想象

作者在提倡全球媒介研究批判性议程的同时，也认为研究者应当扩大研究范围，丰富研究想像力。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直是媒介研究的传统， 但全球历史和政治等内向型的研究也应受到重视。过于专业和技术化的研究不利于学科的良性发展。另外，新的形式要求学者理解“全球”和“批判”的概念。必须将“全球”视为观察的基本维度，将其作为一种兼容并包的研究敏感、一种比较主义的研究承诺、一种纵观国际的研究视野。让多样化的问题、观念、争议真正跨越地理限制，在同一平台上得到同等讨论和解决。

因此全球媒介研究必须扩大其范围。不论是结构性问题还是经济政治、身份权力，亦或是环境问题，研究者应该做到事事关心，统筹把握。

全球媒体研究的批判性议程必须迎接时代的挑战。这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新的范式，而是一种新的研究敏感，一种多元而非两极化的批判性全球主义；统筹的全面框架而非狭隘的内部理论构建。

论文原文请见：

Kraidy, M. M. (2018). Global Media Studies: A Critical Agend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2), 337-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