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钥机（编）

对谈人：克劳斯．克里彭多夫、李金铨、柯林．斯巴克斯、大卫．韦佛

来源：浸大传理学术交流

对谈人简介

克劳斯．克里彭多夫教授（Prof. Klaus Krippendorff），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伯格传播学院Gregory Bateson荣休教授。他当选国际传播学会院士（ICA Fellow），并于1984–1985年担任该会的会长；1982年获选为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院士；2012年获瑞典Linneaus University in Kalmar/Vaxjo颁发荣誉博士。他在不同领域有很多著作，其中享有盛名的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一书于2004年获ICA院士图书奖。他的研究焦点包括社会建构现实中语言和对话的角色、解放知识论和科技设计、内容分析和语义学、对话理论和资讯理论、控制论等。

李金铨教授（Prof. Chin-Chuan Lee），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士、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硕士、密西根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创立媒体与传播系与传播研究中心，2018年成为荣休教授。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任教22年，现为名誉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客座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最近获选为台湾最高学术荣誉的玉山学者。李金铨教授当选国际传播学会院士（ICA Fellow）并获费雪导师奖（B. Aud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他是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创会会长，获颁终身成就奖。研究领域包括媒介帝国主义、全球传播、传媒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理论与传媒研究的互动。

柯林．斯巴克斯教授（Prof. Colin Sparks），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博士，1974–2011年执教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任该校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2011年起出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兼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他多年来致力于批判立场的媒介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体与民主、媒介的全球化、互联网对大众媒介的影响，其著作也包括报业、记者和大众文化等议题。凭借对社会变迁中的媒介角色一贯的兴趣，他长期致力于对中东欧地区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他是学术期刊《媒体、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 Society）的创刊人之一，也是该刊长期活跃的编委会成员。

大卫．韦佛教授（Prof. David Weaver），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学士及硕士、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在1974年起于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直至2011年荣休。他对记者调查、媒介的议题设定研究很有贡献，并就民意、选民投票、传媒偏向、报章阅读、外国新闻报道、新闻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均着力甚深，其美国记者研究书籍系列曾经获奖。自1988年起至其荣休，韦佛教授是印第安纳大学Roy W. Howard讲座教授，并于2010年被授予杰出教授荣衔。他在2009年获美国新闻及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颁发终身研究成就奖。他曾于1987–1988年度担任新闻及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及于1986–1987年度担任中西部民意研究协会会长。

KK：克劳斯．克里彭多夫

CL：李金铨

CS：柯林．斯巴克斯

DW：大卫．韦佛

问题一：未来的传播学者将会探讨什么议题和面对哪些挑战？

KK：我们要知道，真正的传播研究是在二次大战后才开始，其历史很短。现在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地发现，大家生活在一个高度依赖传播科技的社会，而且当中涉及复杂的媒介，这给传播研究带来重大的挑战和机会。

传播科技的出现很重要，就如从狩猎采集的部落生活形式，走向农业社区形式，再转向工业革命。后者为我们提供了原以为可让生活变得更轻松的技术，但代价是我们要接受物质分配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阶级结构、被限制的意识形态、毁灭性的战争，以及对稀有自然资源进行不负责任的开发，好像未来是没有限制的。

电脑被称为工业时代的桂冠科技，它以新颖的方式把人们连结起来，但从而开始削弱电脑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结构。印刷、广播、电视、电话等大众传播产生的影响，已经被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所颠覆。社会组织正在变得分散和全球化，各种边界受到挑战，工作的概念及人们如何参与社会也在改变。

需要主动面对技术带来的挑战

在科技的支持下，异质和弹性的连系网络正取代以往的科层组织结构；人们应用新获得的技能来经营其社区甚至整体社会。这些变化带来一些后果，传播学者在当下需要面对这些挑战。现代传播形式已经削弱了一些不受欢迎的政府形式。但是，我们现有的理论未能说明，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将引导我们走向何方。我们已经看到了不想见到的后果。传播学者正努力了解一些反社会的传播形式，包括仇恨言论，种族、性别、教育和经济偏见，限制别人进行传播的政治利益集团，和提供破坏性资讯、恶意软体、间谍软体和假新闻的互联网平台。工业时代的社会歧视，被新形式的数字鸿沟取代。

传播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探讨传播日益重要所带来的后果。然而，传播学者不能从他们研究的现象中抽离。毕竟传播学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会被对传播感兴趣的人所悉。它传播的正是关于传播本身。传播研究的社会意义是它会影响那些被研究者，及其他想了解的人。换句话说，重要的传播研究可以影响它研究的事物，而且在研究者眼前发生。传播学者不仅要知道新兴的社会形式，他们一定要参与塑造其研究的事物。

CL：传播学还像以往一样边缘化。只有少数传播学者走出学科范围之外尚有人知。我们这个学科整体上经历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过程，尽在内部细节求发展，或展示炫目的技术能力，却牺牲了概念创新、大胆实验和开放变革。几十年来，这个领域以为已经自给自足了，逐渐只向内引述本行文献，无顾于更宏大的社会科学文献，以至于顾影自怜，概念近亲繁殖。分析一些琐碎的问题，技术上再怎么细致得一丝不苟，却只是强固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意识，徒然筑起利益领地的学术围墙，支离破碎，向内看，阻碍了新鲜和大胆的思想，整个学科既不积极参与也不公开争论宏大议题。

缺乏广阔视野的「内卷化」过程

坦白说，美国主流研究的问题是：背负太多熟悉的「变项」，机械式地排列组合，分析套路几乎可以预测，缺乏想象力，只追求「大数字」，却没有产生真正的视野。例如「议程设置」，经过50年的累积，发表高达600篇文章，应该算是显学了，但比起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将近100年以前所出版的《舆论》，这些文章究竟增加多少洞见实在令人怀疑。其他热门的研究，情况恐怕更糟。

由于极端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及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说的「抽象经验主义」长期当道，造成主流传播研究文献的历史真空和国际真空。我们一味宣称这个学科必须取得「科学」的地位，于是一径以为横切面的社会科学研究才是「硬的」，探索过去之常与变的历史研究则是「较软的」，无端把它们分离开来，我们丧失了从人文学科的恒久价值和智慧中得益的机会。

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几乎脱离国际思潮和全球关注。比较式、跨文化和跨境的研究很少。从本体论和方法论来看，世界不啻是「美国的放大版」。更糟的，整个世界简直被视为美国传播在海外的概念延伸和经验印证，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似乎无关宏旨。发展传播和创新扩散就是两个好例子，说明西方导师和海外学徒达成霸权的共识，导致毫无批判的接受这些「学说」。

我们亟需把这个学科从国际真空中拯救出来。我试图从韦伯和舒尔茨（Weber-Schultz）的思路启发下，发展一个现象学的论点：一开始我们应该从在地和文化经验着手，省察它的内在逻辑和意义，然后拾级上升到更高的抽象层次，最终连系到合适的普世理论。这种取向反对把某些理论（无论是议程设置，还是创新扩散）视为当然，而在海外寻求印证。相反地，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文化自主性，并在大同的精神下促进各种文化社群生动活泼的对话。

有一种新的迷思，俨然以「新媒体」研究为救主，冀望它为传播研究注入新活力，甚至是凝聚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目前的技术狂热，我担心会重演宣伟伯（Wilbur Schramm）在1950年代对传播研究状况所做的恶评：在这个十字路口，「很多人路过，很少人逗留」。

CS：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传播学者面对的重要问题是「去西方化」。「去西方化」显然仍未结束，在某些地方甚至可能尚未开始。在20年前，当柯伦和派克（Curran & Park,2000）创造这个术语时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当数字革命改变了媒体业时，未来的情况恐怕也会如此。我会在中国的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目前住在此地。可以肯定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相似的情况。「去西方化」的挑战，可以有三个层面。

「去西方化」是一个问题

第一个是经验的层面。有关中国媒体的大量资讯仍未为人所知，这不单是在国外，在国内也是如此。我相信世上几乎每个传播学者都知道一点HBO，以及它在美国电视业的角色。但我猜很少中国以外的学者可以在地图上找到湖南卫视的所在地，更不用说它在中国电视业的角色。要改变这些奇怪的资讯不平衡情况，将是漫长、艰巨但重要的过程。

其次是理论层面的挑战。用来解答传播问题的很多理论工具，都是源于美国或西欧。某些理论在这些社会很有解释力，人们也自然觉得它们既然适用于柏林、伯明翰或波士顿，也应同样适用于北京。其中一些确是如此，但有些概念需要修改、放弃或被替代，以解释发生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毕竟它的社会关系和西方不同。对年轻学者来说，批判地审视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并不容易，这可能不是促进事业发展最好的做法。将老师的想法应用在不同的社会情境，或许是更佳的方式。走哪条路是学者的个人选择，但如果不是有人有足够勇气去做这种批判性的重要项目，我们的理论工具会严重不足。

第三个层面是政治性的。想要发表关于中国的研究并不容易。无疑作品本身的素质是一个问题，但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关乎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正常」假设。看看传播学的主要期刊，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关于发达国家的媒体。如果想在这些期刊中发表来自中国的研究，你就无可避免被问到为何要讨论中国。我已经厌倦为了发表而在每篇文章的开头写这样一段话：「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它的媒介系统是发达国家市场主导模式的最大的替换选择。」我还没有在国际的传播期刊中，读到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尽管它日渐式微，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媒介系统还代表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主导模式，它和中国模式的特色颇为不同。」我不认为编辑这种态度会在一夜之间转变。如果你想在这些期刊发表，除了忍受他们傲慢的态度和在你的文章中作出他们要求的修改外，我想不到其他可能。

DW：最显而易见的挑战，是社交媒体给新闻业、记者以及受众和政府官员带来的影响。尽管已有很多深入的研究分析传统记者、新闻媒体和公职人员的关系，但有关社交媒体与政界人士和公众人物如何相互影响的研究仍然不多。我们似乎有颇多围绕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受众的研究，但社交媒体对社会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是有关政治和传统新闻业，以及社交媒体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社交媒体的影响和经济模型的需要

我们还需要研究有哪些不同的经济模型，可以支持媒体对政府及商业进行独立报道。由于广告收入被社交媒体侵蚀，全球有多家新闻媒体不得不辞退大量记者。我们需要研究如何支持这些机构，否则我们将失去独立报道带来的益处，因为它们可以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公共事务、腐败及不法行为。一旦失去独立的调查报道，民主政体就无法正常运作。

问题二：要贡献社会及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掌握哪些技巧、方法和能力？

CL：传播研究一旦在公共话语和公民参与缺席，丧失其关键角色及重大贡献，便可能沦为学术圈内人常聘和升迁的游戏。我们未必是政治活跃分子，更未必是意识形态狂热者，但必须牢记学术事业的公共目标，以指引我们提出的问题。我的老派想法总认为，好的学术可以揭示社会现实更深层、隐藏的、复杂的甚至矛盾的维度，增进启蒙和解放的话语。

以好奇的心智参与有意义的学术对话

学者必须磨砺一种永远求知、好奇、觉醒、有良知的心态和情操，不断寻找创新的思想，同时坚实立足于经验现实。正如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学术是一种志业（vocation），而不仅是一份糊口的工作。研究技巧再重要，也不是为了炫技，或为了待价而沽，而是为了解开对人类有重要意义的知识之谜。我们对学术的承诺当然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应有社会特权，但必须有责任以公民身分，运用专业知识，为有质素的公共对话作出贡献。

CS：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成为学者，其次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同的。有很多杰出的学者并不足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不少公共知识分子也并非学者。学者透过创造新知识来贡献社会，他们培养教育新的一代，后者继续服务未来社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要和学术界以外的人互动，这种互动也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需要批判性的反思能力和持续的努力

关于如何成为学者的问题，相信答案会和询问者本身的特点有关。我是一名批判学者，背景在文化研究，我的主要研究工作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任何批判学者的出发点都离不开那个宏大的启蒙主题，即是贯穿英国皇家学会的「没有空话」（Nullius in verba），康德的「敢于认识」（Sapere aude），以及马克思的「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这些过去的欧洲语言所传达的格言，它们的意义是说明批判学者不完全接受任何权威所说的看法，无论这位权威有多杰出。概念、方法、资料和结论在未经批判审视前，都不应被信纳。这是任何批判研究的起点。

其实研究媒体和传播的合适方法是很容易说明的。正规点说，方法是回答研究问题的工具，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方法。分析广告符号学的方法，不会比测量受众对广告反应所用的方法更好或更坏。它们只是不同而已，所提供的是不同类型的知识。有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观察法／实验法的争论，都是对错了焦点。这些方法都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

一个学者需要的主要能力不是超凡的智力，它甚至可能是一种障碍。最关键的能力是努力、持之以恒及全神贯注地工作。

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都拥有清晰的思路，但诸如严谨、有效、可靠和客观等特征，就不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一名学者可以是公共知识分子，他可选择将其学术研究成果向非学术界的公众讲述。多年前我年纪尚轻，并不是个成功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要面对的压力很不同，相关的工作诱因也不一样。他要和公众沟通，给公众传达重要讯息，而关乎公众的重要讯息往往是有争议性的，那就要用最具说服性的方式传达想法。我认为扮演好这个角色所需要的主要技能，是要掌握有说服力的修辞工具。

我个人的经验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能力，是要比学者有更大的能耐，去努力、持之以恒及全神贯注地工作。

DW：这些技巧包括广泛阅读、清晰的文笔和持之以恒的决心。我们不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也要在政策制定者和大众可以看到的地方发表。作为学者，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研究和教学创造新知识；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的目标应是确保可以简明地将这些知识传递给公众和政策制定者。

使用系统方法来研究重要议题

此外，公共知识分子要加入和自己研究与教学有共同关注的团体，但不应太强烈宣导某个特定方案，来解决社会问题或政治议题。使用系统方法长期了解一些议题，对持续保持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信誉至关重要。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要选择关注一些很多人都认为重要的议题。如果你只关心那些鲜有人在意或奇怪的议题，那么你很难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KK：关注更大社会议题的传播学者，需要做好准备去回应、超越当前传播实践活动的一些大胆问题。他们必须思考一般人未能理解的系统，并想出一些方法来聆听不同的声音，而不是支持其中一种声音来反对另一种，至少在开始时不应是这样。这就需要有一些超越普通人的能力，去分析大量资讯、开展调查、举行焦点小组访谈和田野工作、追踪相关网络、设计平台来和被研究者沟通。

有理论意义的统计能力、批判和反思能力

懂得运用统计是有帮助的，但如果统计只是为了计算，而忽略了在概念上有意义的模式（pattern），就显得不足了。网络内容分析、系统理论和电脑模拟技术变得愈来愈重要。演算法（algorithm）正在取代很多行政工作，它令社会机构趋向稳定，并涉及更多社会生活的管理。为了理解演算法的运作，传播学者必须懂一点程序设计知识。

所有调查方法都有其局限。从其他学科引入有用的方法到传播研究中，会同时输入这些方法本身在认识论上的偏向。如果只是使用其中一种方法，又会限制了我们如何理解传播本身的特征。传播学者要能批判性地审视借过来的方法。在我看来，传播研究已经发展出两种自己的方法：内容分析和网络分析。面对快速变化的传播实践，我们需要更多的新方法。

可能传播学最重要的方法取向是反思（reflexive）。传播对相关的人都是重要的。当传播学者发表研究成果时，他们不能只是着眼使用那些传统的表达方式（如代表性样本、相关性、观测的对应性）。例如我们发现某一少数群体的智商持续偏低，事实上可能是真确的，但如果简单接受了这种想法，就可能会令这个群体失去教育和工作的机会。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传播学者应尽其所能，揭露那些自我应验的科学伪测量（mismeasure），及指出一些研究者不顾公布结果所带来的后果。

问题三：传播学和其他研究领域有何分别？在追求知识时，我们应如何处理或善用它们之间的关系？

CS：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使用了「领域」（field）一词，而避开了「学科」（discipline）的陷阱。媒体与传播研究并不是像化学或地理一样被称为「学科」。它是一个非常宽阔的领域，其界限并非由学术因素来决定，而是透过一些聘任传播研究者的学术部门在历史上的偶然因素而形成的。有些学系源于人文学科，另一些则在社会科学当中，它们的工作反映了传播学不同的系谱。有些人喜欢毕生专注研究一个细小的领域，其他人则随自己的技能与兴趣，在传播领域中到处漫游。

是自由涉猎还是聚焦某处？

我已发表作品的题材广泛，包括好莱坞音乐剧和英国广播节目等。如果我的合著者能够应付她第一份大学工作的要求，我甚至将会和她发表有关当代中式婚礼的研究。所以我明显支持自由涉猎不同研究领域的做法。当然这种选择容易导致肤浅的危险，至于我的作品是否如此，就要交由别人评议。但这样做可以让人从别的领域得到启发，并用于另一领域的研究当中。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更广阔的视角有何好处。绝大部分的新闻学研究都集中在「严肃」的新闻领域。这似乎对很多新闻学者而言是正常不过的，他们发表了大量优秀而且有趣的政治和经济新闻研究。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学者，看到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报纸、电视或数字媒体的逐渐减少的一小部分内容，我感到非常震惊。新闻学研究亟待重新定位，这并不是说不再研究新闻业与社会管治这些重要问题，而是需要增加一些对时尚、名人及娱乐新闻的认真研究来作补充。

DW：传播学比大部分其他研究领域更广泛，变化速度也更快。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能够提供重要的理论视角。借用其他领域的理论并应用于传播问题和过程的研究中，可以令我们更了解这些过程及其影响。将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传播研究中，也能有所收获。但这不是说我们只应依赖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方法。

借用其他学科来帮助自己的研究

我们当然要尝试走自己的路，但要避免重新创造其他领域已经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应向其他领域取经，以便更好地理解传播过程和效果。传播学作为交叉学科，其学者应该广泛涉猎其他领域的期刊和出版物。但随着传播学本身的期刊与著作数量增加，要做到这一点也愈来愈困难。

KK：根本而言，传播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不同于体力劳动、暴力行为和各种决定论。社区成员之间有不同互动，他们协调自己的生活，教育下一代，虽然他们可能无法构想出未来的全貌，但他们仍希望未来会变得更好。相比之下，生物学关注的是活的有机体，物理学关注的是没有人类参与的大自然，语言学关注的是句子的语法和语义，政治学关注的是政府，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分工、权力关系、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这些学科都试图理解并理论化那些普遍存在的事物及其运作机制。

研究新的公共生活方式作为传播视角

传播学术不应停留在目前的现状。它必须聚焦传播的意义，及了解不断出现的新共同生活形式。举例说，真正的对话永远不会重复，因为其参与者可以在互动中学习。对话是我所知道最有效的进化活动，新事物就在回应内容时出现。它的价值经过大家协商，对话过程的结果不能只是由某一个参与者拥有。最近有一本名为《知识幻觉》的书，其副题是「我们人类不能独自思考」（Sloman & Fernbach, 2017）。

由于传播学的这些特性，传播学者不应把他们研究的主体寄存于其他科学（例如工程学或生物学）的认识论当中。传播科技既促进又限制我们的互动方式，我们自己一定参与其中，但人类传播不能只被科技和生物学来解释。例如种族可能有生物的成分，但过分强调这种成分就忽视了传播的源头。「种族」起初是一个字词。「种族主义」却是一种实践，它在语言上对人类外表进行分类，并赋予其不变的生物特性。如果相信这些不变特性，就会制造社会陷阱，令人难以摆脱这些陷阱。用物理学中的权力隐喻来解释社会关系，会造成人们无法从隐含的决定论中解放自己。依靠电脑隐喻来研究人类认知，人工智能将人类视为一种自动装置。人类的思维却是我们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珍贵礼物。然而，如果大脑不与其环境互动，特别是不与其他人的言行有持续的交流，它只是一个空洞的器官。

传播学者不能将其研究的事物视为独立于研究本身而存在。他们在学术过程中，产生及塑造了研究的对象、发表的文章和传播的内容。这就引发了伦理责任，但很多其他科学性质的学科就不必考虑这方面。

CL：本质上，传播学是跨学科和通贯性的。它应该是一种视野，一个争取权力和理解的场域，一个表达和争论的平台，以及一个包括现在和过去社会生活的过程。它连系社会参与者、活动和结构各方面，在这过程中揭示不同层次、丰富多彩、活生生的人类意义和谜团。传播是整合社会不同组成部分的枢纽。因此我认为，躲在真空中，或以固步自封的角度研究传播─这可能是当前大量研究的写照─必是徒劳的，因为这样做无法与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建立有机的连系。

跨学科和通贯性的传播学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一方面从更广泛的脉络审视传播的议题，另一方面试图回馈并阐明传播对这些脉络的意义。这不意味我们必须落在一个肤浅的领域，也不是自甘平庸。所谓「跨学科」，不是在传播「和」其他东西（例如电视和儿童、广告和健康、媒体和政治）之间安插一个松散的连接词。现代学术以问题为导向，传播研究应该牢牢地建基于一些概念和理论视角，这些视角应包含、连系传统学科的边界，进而吸收它们的理论卓见。

问题四：如果有意成为一个学者，你的忠告？

DW：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长期进行研习，并将它纳入教学当中，甚至用它来贯串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要在前人及自己的工作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研究。想成为一个专家，唯一路径是长期钻研一个领域或一种理论取向，及将自己的研究建基于前人的研究。

长时间研究同一个领域

在合适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你的研究，并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展示你的研究成果，这是有必要的。其他学者将会注意到，并开始在他们的研究与教学中引用你的成果。如果你想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就要避免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移不定。很多时研究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往往是很吸引的，但从一个事件或题目跳到另一个事件或题目，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或方法取向，是不可能成为知名学者的。

可能的话，你的教学和研究应该互相补充。选择研究兴趣时，记得反问自己，其他人是否也觉得这个题目重要。这些人不仅是来自传播学领域，还要包括传播圈子以外的人。一些学者选择十分狭窄甚至冷僻的研究领域，大部分人对这些领域并不关注。如前所述，想要成为著名的传播学者或公共知识分子，这并非有效的做法。

KK：成为学者有很多途径。我毕业于一所短暂存在的前卫学校，这所学校让我接触到很多理论和思维方式，使我能够走出自己的道路。它让我有机会认识传播研究。与那些被约束要遵守一种理解方式的学生相比，我很幸运。

拥有多科际视角、了解自己话语的后果

我认为多学科的视角，对于理解社会中不断演变的人类传播现象至关重要。没有一门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能够单独处理这样的形态演化过程，尽管它们可能提供一些解释的变项。科技肯定是牵涉其中的。科技可以让不同学科之间互相学习，如果当代传播学者没有使用传播科技的能力，就可能会茫然若失。

我提到过演算法，它们正在接管很多日常的社会实践。通过演算法，可以在互联网传播资讯和搜索巨大的资料库，大家的常见反应是接受其计算结果。然而，在不清楚演算法是如何产生的情况下采用它们，相当于盲目地将人类的主导权拱手让给机器。这是服从一个没有智能和无处不在的权威的现代版本。而且这个权威没有自己的意图，它无法解释自己为何要做所做的事，及它是由很多机器无形地连系而成的。为了保持大家的主导性，传播学者和使用者需要发展和掌握全新的技能，以批判的立场探究使用演算法的历史和社会后果。

我对未来传播学者最重要的建议是，要认识到自己的话语（discourse），并对自己的话语所带来的后果负责。我们都说一种语言，但主要是「关于」我们生活中的世界。通过不在意地谈论和写作，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语言的使用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无法看到我们是在建构自己生活的世界。为了要与我们习惯使用的语言保持一定距离，学习另一种语言有很多好处。这不是要学习一门外语课程，而是通过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体验语言如何构成不同的社会存在形式。学习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进行交流，敞开心扉体验文化冲击，有助于人们意识到自己使用了本土术语、不可译的隐喻，以及与人相处的不同方式。传播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正需要批判性地审视和重新引入这些经历。

传播学者不应该害怕用新的角度探索问题、提出困难的问题，并挑战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如果传播学者能够提出新的词汇来丰富人们对传播实践的表达方式，能够将社区从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提高他们的能力来批判地审视自己对他人生活的贡献，传播学者就应该庆祝了。要做出这样的贡献的话，传播学者需要成为日常传播实践的概念领导者。

CL：我衷心赞同米尔斯的明智忠告：任何好学者都要时常把个人关注联系到公共问题，从而形成一个同心圆，结合生命和学术追求。为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组持久的关注，彷如「在腹中燃烧的一把火」。从这些关注出发，努力培养知识的敏感度和直觉，化为学术研究，从而对更大的关怀作出贡献。

关注公共议题、培育敏感性、提出好问题

我相信最好找几本（不要太多）经典著作（不仅限于传播领域）─所谓经典著作，就是不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每一轮阅读都为「现实」带来新的亮光，而且即使不完全同意它的深刻视野，却也绕不过它─沉浸其中，直到我们觉得已经自然地内化了这些「伟大心灵」的视野，学到他们对世界提问的方式以及他们追寻答案的方式。没有比这方法更能培养判断和品味的标准了。

实际研究工作这才开始。我们要努力问一些好问题，可能具有广泛理论意义的具体问题。由于是具体的问题，才容易有切己之感，但除非赋予普遍意义，它们不过是狭隘的关怀。这说明为何必须发展一种能力，在抽象阶梯上下自如，以连接经验证据和理论概念。每个研究领域都有一组重要的文献，必须彻底了解它的语言、景观、逻辑和范式，然后我们才可以耳聪目明，知道如何同各种不同的（多半是衍生的，不是原创的）的研究打交道。

CS：第一个要回应的问题是：现今我是否会建议别人去当学者？这个行业显然正在经历深刻而且偏向负面的变化。50年前我还是一名本科生，当时学者的工作较为稳定，待遇也较佳，而且享有更多自由。（那时他们大多数是白人和男性，今天学者的背景就比较多元化，所以也不全是消极的。）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大学，学者面临没有太大保障的合约、偏低的收入、更重的教学负担、巨大的研究压力和官僚的细节管理。现时学者的工作时数，就连农民也会吃一惊。

在著名大学尽快获得学位

个人而言，当热心的年轻学生来问我如何成为学者时，我第一个反应是问他们是否渴望将来会有些成就。如果他们仍很坚持，我就会这样建议：竭尽全力进入最著名的大学。不要考虑那些研究排名很高的学系，这几乎是没有用的。影响你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授予你博士学位的大学招牌。我就有痛苦的个人经历。在英国时，我曾在公认为国内排名顶尖的媒体研究中心工作，我们的博士生很难在优秀的大学找到工作，因为我们这所卓越的中心是设在一所排名较低的大学。来自更著名大学的学生，虽然他们身处学系的研究排名只是很一般，但他们总是比我们的校友更易获得青睐。这是一个铁律，在欧洲、美国和中国都是如此。

大学之间是有排序的。一位睿智的中国学者曾经向我抱怨：你不能逆流而上，毕竟潮流来自美国。除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等少数精英大学，即使是一所很普通的美国大学，其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都会比欧洲或澳大利亚大学的毕业生更受未来雇主重视。从一所美国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你可以在香港找到工作。在香港拿到博士学位，可以在大陆找到工作。有大陆的博士学位却只能让你在大陆找到工作。虽然你有很多学术著作，其重要性都比不上你所毕业大学的名字。

当你进入一所优秀大学，我的建议就很简单和耳熟能详。尽快拿到学位，不要浪费时间到处找乐子。做学问要很努力，所以从第一天起就要开始。在写任何东西前，包括功课、学期论文甚至洗衣清单，都要问自己我可以在哪里发表。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永远是：在SSCI期刊，或是中国的CSSCI期刊，其影响因子愈高愈好。最好是做第一作者，但任何署名都会有些帮助，所以如果你自己不是正在写论文，就和你的同事合作一起去做。

以前我会建议年轻学者找一个他们感兴趣的题目。如果不喜欢你的工作，为何要当学者呢？今天我就不太确定了。我会补充说，有些课题较容易获得更多研究经费，可能这些课题是更佳的选择。一直以来，健康传播、儿童与媒体以至在大陆研究习近平思想，可以找到更多研究经费支持。在世上很多地方，批判学者要与行政型的学者相比，能够获得经费的机会更为有限。

说完上面的话，作为一个学者，至少从批判学者的角度看，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事业。尽管有种种限制、不稳定的因素和你永远不会致富，但你可以思考、研究和写你想写的东西。世界上没有其它工作可以提供这样的自由，它付薪水让你去思考。所以你在了解清楚之后，就去做一个学者吧。

本文引用格式

苏钥机（编）（2019）。〈资深传播学者对年轻学人的忠告与期望〉。《传播与社会学刊》，第49期，页1–41。

苏钥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兴趣：香港报业、新闻的社会及政治学、引文分析、内容分析、传播学发展。电邮：clementso@cuhk.edu.hk

《传播与社会学刊》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合办的中文学术期刊，于2006年12月创刊，目前每年刊行四期。学刊为「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SSCI)」收录的期刊。 2015年学刊成为「国际传播学会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附属学刊，是全球获此殊荣的第一本外文期刊。学刊投稿邮箱为：comjournal@cuhk.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