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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建巴别塔
以下文章来源于全媒派 ，作者腾讯传媒
早在去年新冠疫情刚爆发时，医学杂志《柳叶刀》就发布过一篇名为《新冠病毒：用信息对抗恐慌》的文章：“阴谋论和错误信息能够轻易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这使公共卫生事业处于不利地位，而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我们需要的是值得信赖的信息、公开透明的案例、共享的数据和同行审议过的科学研究。”
的确，无论是在新冠时期还是在此之前，随着信息传播速度、规模的提升和参与群体的扩大，错误信息一直存在于网络世界，并对人们的认知造成了困扰和误导。有时，一些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错误信息还会对经济、社会、医疗等各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造成更大损失。
那么，我们为什么容易被错误信息误导？那些被核实的假消息为何还会被人相信？如何规避或减小错误信息产生的影响？本期全媒派（ID: quanmeipai）带来汇编文章，为你剖析错误信息产生和副作用迟迟无法消除的原因。
错误信息：疫情下的另类流行病
“他们想通过注射新冠疫苗将微型芯片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去年7月，说唱歌手Kanye West在采访中表示将认真考虑竞选总统事宜，并为有关新冠疫苗的阴谋论背书。他说，“这是野蛮的印记，我将对新冠疫苗采取极其审慎的态度。”同时，他还提到了另一个已被证伪的阴谋论——“比尔·盖茨在印度测试了一种骨髓灰质炎疫苗，致使50万名儿童瘫痪。”
这则有关新冠疫苗的阴谋论起源于几条Facebook推文，其中一条推文称“福奇医生说应该给每个美国人装上芯片”，还有的称“福奇在微软的董事会中，提倡注射疫苗能让他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几条推文经过发酵后传播到互联网的各个角落，一些群体因此相互连结，并将反疫苗作为主要诉求。
“我从来没有涉足过微型芯片领域”，比尔·盖茨在去年6月就已经回应过，“但这样的谣言很难反驳，它本身愚蠢又怪异，我重复它也会为它增加可信度。”
类似的错误信息给公共医疗卫生事业造成了巨大隐患。美联社2020年5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50%的美国人愿意接种新冠疫苗。哈佛大学的流行病学专家Marc Lipsitch说，在这样的预期下，低注射率会让遏制新冠病毒变得更加困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另一项研究指出，错误信息给流行病的防治带来了巨大风险。低质量的信息会引导非理智的行为，且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研究分析了疫情早期（1月21日至3月10日）包含64种语言在内的1.12亿条推特，发现在人机共同作用下，疫情早期的信息多是碎片化且未经证实的。就不同国家而言，面临的“信息流行病”风险大小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事实上，在疫情初期，世界卫生组织就高度重视错误信息的传播。他们强调了“信息流行病”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并将其解释为一种信息过剩且准确的和错误的信息相互掺杂的状况。信息流行病会引起焦虑，导致公众对公共机构和医疗系统不信任，甚至激起仇恨和愤怒。
为此，WHO还在去年6月召开了第一届信息流行病大会（WHO Infodemiology Conference），以加强跨学科协作，共同制定研究议程，更好地理解、探测、衡量和防治信息流行病。
“对信息流行病的研究应被视作一个科学学科，与对病毒本身的研究相提并论。”
人们为什么容易相信错误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在学术用语中，misinformation通常用来指代那些没有误导意图的错误信息，而disinformation用来指代那些存在故意误导、操纵意图的错误信息，也就是说，后者属于传播者已经知晓信息本身是错误的，且传播行为带有明确的目的。
但在现实使用中，多数语境下这两个概念的界限仍然含混不清，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并不对错误信息背后是否有明确意图做主观判断，也不对misinformation和disinformation进行严格的区分，将它们统称为“错误信息”。
回到错误信息对人的影响，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即便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且出于善意，人们仍有可能成为错误信息的支持者和传播者。心理学中的一些理论为这样的现象提供了依据，借由这些概念工具，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错误信息产生作用的机制，并提出应对的策略。
哪些因素在影响我们的判断？
- 认知吝啬（Cognitive miserliness）
让一些人在错误信息面前不堪一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为了“认知吝啬者”。因为多数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且稀缺的，相较于调动更多的思维和精力，会更倾向于用相对简单容易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认知吝啬能够让人类的大脑更高效地运转，不必在每件事上投入过多的时间，但如果形成一个习惯，往往在需要认真思考的时候也不能投入足够的心力。比如，当被疫情制造的情绪冲昏头脑时，一些人无暇分辨在网络上接触到的信息是否真实。
- 双加工理论（Dual Process Theory）
双加工理论认为人类有两种信息加工的方式，一种是隐性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而另一种是显性的、有意识的和受控的。因为“认知吝啬”倾向，人们通常采用第一种处理信息的方式。它的处理过程更快，且一旦形成后，这种加工方式不易改变，从而增加了受到错误信息影响的风险。
当人们采用更轻松的方式去处理信息的时候，就越有可能轻易做出判断。比如当信息重复出现时，人们处理它的速度就越快，并倾向于相信它是准确的。但这样的信息处理方式会导致遗漏一些关键细节，于是，许多受众往往记得一个信息的观点，但遗忘了信息的来源，或者忽视了信息已经被证伪。
认知心理学学者Stephan Lewandowsky研究发现，就同一条信息而言，当它用高对比度而非低对比度的色彩印刷出来，或者是以押韵的方式呈现出来时，它更容易被判定为是正确的。因此，当具有误导性的问题用易于阅读、理解的形式或语言被生产、传播时，也就更不容易被识别出来。
- 启发式思维（Heuristics）
人们往往运用启发性思维来快速做出判断，这样的思维捷径免去了复杂的分析和辨别流程。但启发式思维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导向错误的结论。比如，当我们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时，会倾向于把“转发信息的人的身份”或者是“媒体的权威程度”作为依据，来推断信息的可信度。
然而，这样的线索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一个专业的媒体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也有可能对信息的准确性做出错误判断。因此，人们可以提高对这些发布者的信任度，但如果过于依赖这些线索，一旦信息有误，就更有可能造成以讹传讹。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启发式思维的另一重问题是，互联网上的信息纷繁复杂，形式多样且多变，这导致人们常常忽视或是误读一些关于信息准确性的线索。比如当大家没有注意到一些信息是“观点”而非“事实”时，就可能对其准确性做出误判。
-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理论了，当人们遇到与自己的认知相冲突的信息时，会经历认知失调。认知失调是一种负面的感受，人们会在认知失调的状态下感到不安和沮丧，而当这种不和谐的状态被调和或消除时，就会感到宽慰和满足。
因此，人们倾向于相信与自己认知相符的信息，而拒绝接受那些与自己认知相悖的信息以避免认知失调，即便那些与认知相悖的信息是真实可信的。一些有意制造和传播错误信息的人也会利用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来强化受众已有的认知以达到目的。：
- 多元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
多元无知是指个体往往对社会上其他人的想法或是群体的行为模式缺乏了解，进而错误地认为其他人的观点就是大多数人的观点。这一倾向带来的影响是，在媒体辟谣或是驳斥一个阴谋论时，多元无知的存在会让这则错误信息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受欢迎。
- 第三人效果理论（The Third-Person Effect）
第三人效果理论原本适用于大众传播，它认为，人们倾向于高估大众媒体对其他人的影响，即认为其他人更易被影响和说服而自己更有主见。传播学学者NicoletaCorbu发现，第三人效果理论也适用于错误信息的传播。当评估自己和他人受错误信息影响的程度时，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人更易受影响，而自己具备更强的辨别错误信息的能力，这种“自信”有时候反而会让人掉进信息流行病的陷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错误信息的影响为什么难以消除？
- 持续影响效应 (The Continued influenceEffect）
持续影响效应的含义是，即使错误信息被纠正，它的影响力也会一直持续，也就是说，纠正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有关“纠正”的心理学概念是信念回声（beliefechoes），它描述的现象是，一旦你接触到错误信息，你就很难将它从大脑中驱逐出来。即便你被告知了该信息是错误的，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忘记否定和纠正的程序，而再次把它当作事实。持续影响效应的存在也告诫人们，从效果上看，预防错误信息的传播比纠正错误信息更重要。
- 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
心智模型是我们理解世界的认知框架。在信息传播的场景中，即便一部分人清楚地认知到信息本身是未经证实的，但当不存在可靠的解释时，他们倾向于相信这则不可靠的信息，来使自己的心智模型变得完整。心智模型的存在使纠正错误信息的难度更大，因为纠偏者或事实核查者往往无法给出替代性的因果解释，来填补心智模型中的空白，错误信息仍可能持续产生影响。
真相幻觉效应（Illusory Truth Effect）
“谎言被重复足够多次之后也能成为真理。”人们看到一条信息的次数越多，它似乎就越真实。重复曝光甚至会让人放弃质疑第一次看见就认为是错误的信息，这也是广告和宣传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
- 真相暗指效应（The Implied Truth Effect）
真相暗指效应是指当人们意识到纠正机制的存在时，他们更倾向于相信那些没有被纠正的信息就是准确无误的。而在现实中，平台往往只能对一部分信息而非全部信息进行事实核查。一项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发现，当一些新闻在社交媒体上被标记为“已经过事实核查且有争议”时，人们会更加相信那些没有被这样标记的新闻，尽管并没有平台和机构保证过那些没有经过核查的新闻的准确性。
- 逆火效应（The Backfire Effect）
逆火效应的含义是，辟谣或核查的操作在某些情况下反而强化了错误信息的影响力。有时，纠正信息过于复杂详尽、难以理解，反而使简单易懂的错误信息更具信服力。
另外一些情况是，纠正信息不被接受甚至激发抵抗情绪，因为它与受众的世界观相违背。同时，纠正信息可能突出和重申了错误信息，使错误信息更为人所熟知，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些都有可能导致错误信息即便被证伪，其影响力依然坚挺。
应对错误信息，还能做些什么？
“各方都在为错误信息付出沉重代价，我们需要严肃思考如何维护道德和技术的秩序。”哈佛大学媒体、政治和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Joan Donovan如是说。
华盛顿大学的Kate Starbird教授则指出，情感在认知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需要认识到，错误信息不仅在认知层面影响到我们，还在情感上操控我们。它让我们感到愤怒或是兴奋，这种强烈的情感驱使我们做出一些回应，比如转发分享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对抗错误信息的语境下，个人不再是受众或用户，而是社会中个体。就个体而言，我们应保持警觉和怀疑，保有对真理和真相的欲望，知晓情绪和理智被操控和误导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在分享一些令自己感到震惊的信息时先花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理解自己的情绪，动用理性和分析性思维，提出质疑来降低自己对信息的无条件信任。
就媒体和平台而言，在信息生态系统中，需要建立一个以知识和真相为基础的架构。平台不应局限于告知用户“这条信息是有争议的”，还应与专业的新闻机构合作，扩大事实和真相的声量。
一些学者也从实际操作的层面上提出了抵抗错误信息的策略，比如从修辞的角度上运用“真相三明治”的方法对错误信息进行纠正，采用“真相——谬误——真相”的顺序，充分论证且避免反复重申错误信息而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再比如一些学者提出采用“预揭露”（prebunking）的方式，使受众接触一些常见的、可预见的错误信息，提高其辨别错误信息的能力，并对之后遇到的同类错误信息免疫。
2018年，misinformation被Dictionary.com选为年度词汇，语言学家Jane Solomon说，“我们有意选择misinformation，是因为disinformation强调传播者的意图，有一种向外指责的意味，而misinformation强调评估自己的行为，有一种反躬自省的意味，这种导向性在与错误信息的抗争中非常重要。”
她还强调：“对待错误信息的态度关乎人类和‘真相’之间的关系。”
参考链接：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379-2/fulltext
https://arxiv.org/abs/2004.03997
https://firstdraftnews.org/latest/the-psychology-of-misinformation-why-were-vulnerable/
https://firstdraftnews.org/latest/the-psychology-of-misinformation-why-its-so-hard-to-correct/
https://firstdraftnews.org/latest/the-psychology-of-misinformation-how-to-prevent-it/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8/nov/26/misinformation-word-of-the-year-dictionar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