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

作者：殷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媒介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新闻和娱乐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不同语境下出自不同的立场视角各有其拥趸者。历时来看，在新闻与娱乐之间形成了一个庞杂的概念群，既有若干仅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使用且现时已被碾压于历史车轮下的概念，如轻新闻（newszak）、快乐谈话（happy talk）等，又有若干历经社会和媒介变迁后依然保持着勃勃生机的名词术语，如小报（tabloid）、小报化（tabloidization）、硬新闻（hard news）、软新闻（soft news）、信息娱乐（infotainment）等，同时还有在新技术环境中不断涌现的新概念，如新闻游戏（news game）、沉浸式新闻（immersive journalism）等。这些概念的起起落落同媒介和社会环境、个体和社会心理、内容生产、传播模式变迁等密切相关，此起彼伏间亦形成了颇为微妙的呼应关系。

整体观之，这一概念群呈现出模糊性、流动性、普适性并存的特质。模糊性体现在定义含混上，不仅业界各有判断，各国学者在这些概念上也很难达成一致。一个例证，几十年来，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中累积了一大批关于“软新闻”“硬新闻”的研究。但是，关于何谓软新闻何谓硬新闻，或曰如何界定并区分二者却并无共识。更有甚者，软硬新闻与小报化和信息娱乐之间的区别或关联亦无清晰界定，多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重叠交叉之处。在新闻、媒介、传播和文化研究中各概念亦有替代或补偿性使用。流动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这一概念群中出现了几个过渡性表述，以此展现一种流动的态势，如小报化、娱乐化等；其二则是一些概念在发展中内涵和外延有所衍变。而普适性则在于这些概念为全球各国业界、学界和民众在多种语境下均得以普遍使用，较之常规所言的专业术语，这一概念群的门槛较低，这也与新闻和娱乐与实践和民众的紧密关联有关。一个模糊的领域中一群模棱两可的概念在被广泛地使用着、赞美着抑或批判着。这一现象并不鲜见，且多发于研究领域的边缘地带，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该领域的不稳定性或曰丰富性复杂性。新闻和娱乐的结合就是这样的一种边缘地带。

词语演变的背后是社会关系变革的过程，新闻和娱乐之间的词语演变可以说是映照着媒介和社会变革过程的一滴水。在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时代分别产生了一些相应的概念群，但其中一些概念的使用又超越了其诞生的环境，由此也折射出新闻与市场、政治与娱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科技与人文之间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在今天的媒介和社会语境中回看新闻和娱乐之间概念群的出现及演变，这一概念群中各个概念的发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其价值不仅在于梳理词源及辨析脉络，亦在于为在大变革中观望传播格局和新闻未来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

印刷媒体语境中的二分概念：小报/大报，软新闻/硬新闻

此两组概念出现的时间虽有数十年之别，所指涉的对象也有所差异，但二者之间颇有承继关系，而且从概念的提出方到释义方再到意图来看，亦有可并提之处：两组概念均为媒体运营者或新闻生产者率先使用，换言之是基于传播者视角的媒介塑造和类型建构，也是这一领域中市场和媒体技术针对大众的第一次合谋。

就词源而言，小报（tabloid）一词原指药片，其概念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重叠并递进的阶段。首先是用以指称尺寸较常规报纸为小的报纸版式。小报版面的大小是对开大报（broadsheet）的一半，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英美报业。小报概念在此一层面是作为媒介形式或曰媒介类型出现的。第二阶段则在小报面世后，通过对其内容、呈现方式等方面的总结，以此概念代指内容通俗、图片标题醒目的大众化报纸，典型代表即为英国的《每日镜报》，美国的《纽约每日新闻报》等。这类报纸在内容上关注娱乐人物、事件及社会生活趣事，甚至性、暴力、丑闻，形式上注重大幅图片和醒目标题的运用，版面小易于随身携带。这种类型的报纸因为迎合普通读者的需要，很快风靡全球。明治初年，日本出现了相对于以政治评论为重点的大报而言的小报，如1873年1月创刊的《东京假名标记新闻》和《四十八字新闻》等，其特征亦如欧美小报：版面小，不登评论、社论，内容也是以报道社会娱乐活动为主，多运用普通民众的语言，汉字注假名。此类报纸因其大小是大报纸的一半，被直接称为“小报纸”。1840至1949年间，中国近代小报的发展也很具代表性，与大报相异，这些产生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小型报纸以消闲娱乐为主。“小报”一词的出现与现代报业的发展相并行，同时其生命力又不止于印刷媒体环境，在广播电视乃至今天的新媒体环境中，“小报”一词持续使用并衍生出诸多相近词汇，如煽情新闻（sensationalism）、通俗新闻（popular journalism）、八卦新闻（gossip journalism）等；在中国新闻语境中，除却翻译而来的概念，在本土传统中，亦有社会新闻、新闻花絮、花边新闻等相近的表述；在中国港台的语境中则有“煽性腥”新闻，官能新闻等多种概念。但“小报”一词使用的广度、频度和深度远较此领域中的其他概念为最，由此也进入了“小报”一词的第三阶段：指称特定内容和风格的媒体或新闻。对于这一特定内容和风格的具体界定一直处于争论中。一些学者结合报纸的发展实践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梳理分析，并试图在新闻学理论体系中为其找到适当的位置。如有论者将小报新闻等同于通俗新闻，另有论者认为小报一词，兼具小开本和通俗报道双重意蕴，并进而提出通俗新闻的概念，将小报归为通俗新闻的子类，将忽视道德准则的垃圾新闻（trash）列为小报的子类，“小报有时是实用且通俗的新闻，而垃圾新闻最多只能算是残酷的娱乐”，解析了小报新闻的多层次性。

小报，作为一种媒介形式的出现，意味着两个层面的突破：一是受众关系的突破，小报将视野放至全社会，是对受众结构变化的回应，其所开拓的巨大市场体现了对受众心理的把握；二是新闻观念的突破，小报提供了新闻选择和呈现方式的新形式，其以个人化的案例讲述的正是更普通的社会问题，对版式版面标题内容等的变革，对趣味性的强调，均是对既有新闻和娱乐关系的尝试和突破。1948至1953年的《每日镜报》编辑波拉姆（Silvester Bolam）就表示，感官主义“并不是指扭曲真相。它指的是将事件鲜活和戏剧性地呈现，强烈冲击读者心理。它指的是大幅标题、言辞犀利、语言通俗日常、广泛运用漫画和照片作图解。”他进一步声明：“镜报是一份奉行感官主义的报纸，我们不用为此道歉。我们相信以诉诸感官的方式呈现新闻和观点，特别是重要的新闻和观点，是当今广大读者群和民主责任的必须和极具价值的服务。”波拉姆作为小报新闻的从业者为自己辩护固然有其私人立场，但其言论所强调的也正是小报在新闻观念层面所欲求达到的理想目标：其一是小报从业人员对自身归属感和正当性的强调，其二是对诉诸感官的呈现方式的强调，其三是对于新闻内容和呈现方式剥离的强调。小报在发展实践中是否实现了这些目标颇可存疑，但这里所强调的三点确实在新闻业的后续发展中均有所体现。

然而，“小报”一词有其特殊的产生和应用背景，小报风格代表了民众的真实的愿望和声音还是反映了公众低俗化的一面，是市场化的产物还是人性的释放，一直成为研究者争论的焦点所在。但小报的巨大发行量对市场的分化，对大报新闻的注意力分散等等都对既有的新闻生产理念产生了冲击，加之在诸多小报实践中由于对利润的极度追求而出现的对性、暴力、丑闻的过度关注和放大，由此引发了对新闻重要性、媒体责任乃至对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威胁的担忧等。英国学者斯巴克思（Collin Sparks）在其2000年编辑出版的《小报叙事：媒体准则全球大讨论》一书中也谈到，较之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小报更多关注体育运动、丑闻、娱乐以及名人和普通人的私生活。小报的盛行意味着市场驱动新闻学渐渐取代政治驱动的新闻学，意味着新闻价值的转变等。词语的使用亦有其惯性和刻板印象，虽然不能否认小报的革新价值和多层次意蕴，但也难以去除其概念中的负面价值判断属性。

与小报/大报同样由传播者或曰运营者进行二元分类的另一个概念组即为软新闻/硬新闻。有论者称软/硬新闻的概念起源非来自科学论证，其具体出现时间也不可考，可以确定的是此概念组为美国新闻记者用于对不同新闻进行分类，此后逐步进入学术视野并广为使用。这一分类方式和概念界定堪称大胆而有效，颇有来自新闻一线的烙印。言其大胆，是因为这一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简单粗暴，将这一领域中的盘根错节关系一刀斩断；言其有效，是因为把握了新闻的内核，弱化了其他分类的专业化门槛，清晰易懂。同时由于软新闻在新闻分类的语境中产生，并没有“小报”一词所天然携带的负面标签，这组概念尤其是“软新闻”的价值判断色彩较小报为弱。由此也使得其成为近几十年来在各界均广为使用的概念。

20世纪4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有关这一组概念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软硬新闻的定义及应用。自20世纪40年代起即有学者从受众反馈的视角对软硬新闻进行分类，如施拉姆从即时报偿和延时报偿的角度来看待受众的内容选择。数十年来，伴随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乃至数字媒介的发展，这样的研究从未中断。近年来，学界对此类研究有所深化，如有多国学者联手对1990年以来在13个欧洲国家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区分了这组概念的关键维度，并对标准化的定义和对如何对不同程度的软硬新闻进行多维度衡量提供了建议－建议以主题、关注点和风格作为区分软硬新闻的基本维度。对软新闻和硬新闻作出的界定为：“与政治更相关，采用主题集中的报道方式，集中于事件的社会后果，风格上非个人化和非情感化，也就越能被称之为硬新闻；而一则新闻与政治越不相关，采用松散片段式的报道方式，集中于事件的个人后果，风格上趋于个人化和情感化的，也就越能被称之为软新闻。”亦有学者建议在其中增加一个类别，也即一般新闻（general news）。二是对软新闻背后的市场驱动力的分析和批判。有学者就将市场驱动新闻、信息娱乐和软新闻均视为描述娱乐化倾向的相近词汇。第三个较多论及的则是软硬新闻的传播效果，尤其是对政治、公共议题的报道和对民众参与政治讨论和公共议题的影响等，也恰缘于此，软硬新闻也成为政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其中软新闻的可能危害是学界和业界的重要议题，有研究者在荷兰受众中进行了一项调查，探求特定类型的新闻——如软新闻、硬新闻与政治上的犬儒主义有何关联。调查发现人们获取软新闻、硬新闻的程度与其政治的犬儒主义之间有强烈的相关性。观看更多软新闻的人较之观看硬新闻更为愤世嫉俗。这个相关性与个体的政治知识和兴趣水平无关。持此观点的研究不在少数，而得出娱乐有助于参与政治结论的研究也频频可见。此类讨论在信息娱乐化、小报化中同样不断进行。由此也再度强调了新闻和娱乐的交汇处实则也是政治和娱乐的博弈场。

对欧美这一软硬新闻的区分，中国新闻界亦不乏关注及回应，如任白涛在考察中外新闻业在软硬新闻方面的发展之后，提出拆除软硬的藩篱，实现综合编辑，既使硬性纪事软起来，以“惹起公众的趣味为目的”，同时又使软性纪事硬起来，“以提高软性纪事的价值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概念的发展变迁中，尽管在趣味性的名义下受众需求被不断强调，依然是由掌握了内容生产权力的少数“精英”团体进行的媒介塑造和类型建构。受众被提出是传播者基于自身传播意图欲求扩大市场的视野下沉，或曰市场驱动带来了对受众的视角转向，但无改传播权力依然集中在传播之一端的事实，并未脱离新闻与娱乐的二元对立。同时，在这两组对立概念的提出和争论中亦可看到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严肃新闻和通俗新闻、政治传播和休闲娱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等等的关系建构与重构之势。

电子媒介语境中的融合与混杂：小报化、信息娱乐与新闻娱乐化

二分概念之下的清晰版图并未持续太久，伴随着媒体商业化的加剧，媒体规制的放松和内容市场竞争的持续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闻和娱乐之间集中出现过数个形容态势的概念。由此也进入了市场和传媒技术的第二次合谋，信息和娱乐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小报在此阶段演化出“小报化”一词，并成为在“小报”基础上衍生出的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概念，迄今可见广泛使用。

何谓“小报化”，如何界定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成为新闻学者关注的热点，虽无统一定论，但综合各家所言来看，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小报化”指涉新闻内容和风格的变化态势，尤其是通俗化、娱乐化态势。有学者分析了英国报纸世纪之交十年间的“小报化”发展，认为“小报化”的报道特征可以概括为以软性和家庭故事为主体，辅以引人注目的标题和视觉效果以及报道的个人化视角。有学者在对德国报纸“小报化”状况研究中，提出了“小报化”的内容、形式和市场三重指标。1999年更有学者比较了英国、美国和德国纸媒中的“小报化”现象，提出“小报化”是一个新的，被记者、媒体批评者和学者经常提及的术语，用以形容大众媒体中当前的暧昧的趋势。尽管有诸多学者试图从多层面给予“小报化”一个更为中性的发展的解读，小报化一词在媒体和日常使用中依然承续了其母词的贬义。同时结合我们对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典型事件的随机语义分析来看，“小报化”的贬义已近乎成为其固定标签。

究其原因，与概念的起源、概念群中的近义词语密度和结构均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期出现了若干概念，但其中同样流传甚广且颇具社会影响力的莫过于“信息娱乐”（infotainment）。“信息娱乐”这个词由“信息”（information）和“娱乐”（entertainment）两个词混合而成，意指信息和娱乐两种成分混合再生而成的一种新类型，同样蕴含了新闻和娱乐的融合之势。在这一生造词中，新闻概念退隐于幕后，涉及范围更广的信息一词占据了主体，以信息获取娱乐的意蕴鲜明，同时回避了易引发纷争的新闻概念。同期亦有论者针对这一态势提出“新闻娱乐化”（entertainmentization of news）概念，但并未得到广泛使用。“信息娱乐”概念的出现是对新闻和娱乐相互渗透交融进入新阶段的体察，尽管有不少论者将“信息娱乐”视为一种负面现象和概念，担心“信息娱乐”现象背后是娱乐带来的对新闻的侵蚀。与此同时，政治传播学者则开始担心“信息娱乐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有学者以“全球信息娱乐空间”（global infotainment sphere）提法指涉随着新技术与新媒体的发展而渐渐浮现的多种新闻实践彼此竞争的场域，并提出全球化“信息娱乐”的崛起，意指一种美国式的收视率驱动的电视新闻的全球化，着重于私人领域的软新闻，也即关注名人、犯罪、腐败和暴力，并将之呈现为某种“景观”，这种“景观”牺牲了那些关于政治、公民和公共事务的新闻。这一担忧也成为此后数十年间的主流观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向的观点也逐渐增多，2007年有学者在研究中把这种娱乐化的形式称为“非常规的再现”（unconventional representations），认为可以使媒体内容更容易被理解。亦有学者提出，较之于有负面含义的“小报化”，用“通俗化”（popularization）来形容信息和娱乐的交融更妥贴，认为从市场角度来看，媒体采用通俗化策略，重新定位产品，扩大顾客层面，并不一定是坏事。有研究从心理学角度论证娱乐有助于社会议题的公共参与，也有研究者从更为细分的领域来探讨这一融合的价值，比如有研究者选取了2005年11月至2006年3月间欧洲的54份法语纸媒（日刊及周刊），分析其所刊载的3875篇名人新闻，分析媒体如何通过对名人生活的报道协调社会价值观以及不同媒体的名人新闻对价值观建构有何差异。

正负观点交锋之下，“小报化”逐渐分担了同类倾向中的负面部分，而“信息娱乐”一词中道德判断的意蕴趋于弱化。“信息娱乐”的产物能不能被称之为新闻并不为人所关注，有学者在百科辞典中就直接将“信息娱乐”定义为模糊了信息类和娱乐类节目传统界限的一系列节目类型，称其为公共信息、政治传播和民主话语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混杂节目谱系。

对于这一轮新闻与娱乐的融合及概念的演变，学者多从市场驱动新闻学视角加以解读，如曼纽斯在《市场驱动新闻学》中提出，受众被视为顾客，新闻则被当作产品，而报刊发行或电波信号接受的区域则被当作一个市场。市场竞争加剧了对趣味性的追求，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治传播中的娱乐需求。政治家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吸取民众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在西欧国家的调查发现，娱乐元素普遍存在于政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同样，1998年的几项调查显示，80%的政客选择在信息娱乐类的节目中亮相。有论者即提出，商业电视中的信息娱乐现象将导致政治新闻边缘化是一个有问题的假设。

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发展推进了这一娱乐化的进程。电视诉诸官感的传播属性已然在形式上全线超越了小报的追求，声色皆备，而率先在美国出现的各类混杂模式（hybrid formats）新闻节目，比如娱乐资讯节目、新闻杂志节目、谈话节目等，更为加速了新闻的娱乐化倾向。20世纪70年代末有论者即称在黄金时段节目中已经看到了“作为娱乐的新闻”和“作为新闻的娱乐”的发展，认为“娱乐”和“新闻”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亦不乏论者将其表述为新闻的“软化”。此类表述虽不乏夸张之处，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新闻与娱乐的混合态势。不仅美国，这种混杂新闻和娱乐元素的电视节目在全球形成收视风潮，只是在如何混杂方面各国各有不同。同一时期，亚洲也出现了相同的新闻娱乐混合节目。1983年，日本的各家电视台普遍增强了信息加新闻的报道，同时出现了一些信息色彩浓厚的娱乐节目。韩国亦有专门的信息娱乐节目，但在节目属性评估时，则将关于演艺/恋爱/食物/时尚/奇闻轶事等的部分归属于娱乐类，将关于生活资讯/伦理、常识（国家重要活动等）等部分归属于教养类（KBC）。即便如此规定，在实际运作中还是有颇多异议，学界也看法各异。

中国亦然，只是在时间段上比欧美各国以及日本、韩国有所延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晚报、周末版、都市报纷起、各级电视频道纷纷打起娱乐大旗等业界实践经历了一段积淀之后，我国学术界也集中出现了一批对新闻和娱乐关系问题探讨的研究文章。但在相关概念的引进、界定和使用的过程中，由于强烈的价值判断倾向，加之翻译造成的词语含义上的微妙差异，以及媒介环境和语言使用的惯例，在这一类别多概念的使用上没有出现并用的情况，如软硬新闻做为新闻分类的一种方式尚时见提及，而“信息娱乐”则甚少使用，最终不约而同汇聚成一个动态化的名词：娱乐化。“新闻娱乐化”通常涵盖了“小报化”“信息娱乐”和“新闻软化”等语义，以此指称新闻和娱乐的混合之势。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娱乐化”描述的是一种半凝固状态，一种过渡性状态，将成型而未成型是这种状态的典型特征，其中蕴含的困惑、犹疑及有意无意间的良苦用心令人感慨。这一新闻和娱乐的交叠现象在中国也始终是以动态性的、模糊化的面目出现，学界对其保持了一定的关注度。在知网以“新闻娱乐化”为关键词检索期刊内容可以发现，2004年为一个关键节点，论文数量从2003年的将近50篇飞跃至108篇，并逐年递增，及至2007年之后稳定盘旋在250篇上下。就这些论文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大体可以分为几类：一为对国外新闻娱乐化发展的介绍和解读，有现象分析，有对SSCI核心期刊中新闻娱乐化研究的梳理；二为对中国软新闻、娱乐化现象的解析，如有学者从心理、市场与意识形态等层面分析中国新闻娱乐化现象，自2004年以来正向解读的研究有所增长；三为业务层面的新闻实践探讨，与欧美近似，市场化因素亦作为讨论的重点出现。在1996年至2016年间，以新闻娱乐化为关键词检索的期刊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一篇即为探讨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之间关系的问题。

数字媒介语境下的泛娱乐化：新闻游戏与沉浸式新闻

进入数字媒介时代，技术的影响趋于显化，最直接的便是伴随社交媒体的发展，软性表达成为一种常态。与新媒介技术发展相携行，在新闻和娱乐之间的概念群也出现了多重变化：一是新概念频起频落，其缔造者和使用者呈现多元化。近年来，尤其是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趋于普及以来，因技术引发的新概念层出不穷，如新闻游戏、互动新闻、沉浸式新闻、虚拟真实新闻等等，各词使用范围频度不一。而概念的提出和使用者则技术人员、普通民众与学者、专业新闻工作者俱有，并在多元群体的互动中致使这些概念得以深化。二是价值判断的中立化。这一中立化既体现在新概念的命名和使用中，也体现在对前述既有概念的使用中，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旧概念在新媒体环境中的重生与复兴，如“八卦新闻”这一概念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的再度流行。对于概念的提出和使用者而言，更注重的是新技术带来的突破、重组和释放，而不再纠结于价值判断的正负之分。三是技术性因素鲜明，强调个体的参与、体验及感受。在这一系列概念中，我们均可以看到技术对新闻讲述方式的改变。如信息可视化推进了数据新闻的发展；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不仅带来了新的新闻表现形式，更为新闻带来了新的体验维度；动画技术、游戏设计更直接将游戏这一娱乐精神的载体引入了新闻生产过程……林林总总，演变的基本宗旨即为强调个体的参与、体验及感受，以形式的变化倒逼内容的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当前已经进入了技术驱动的新闻学语境。在这一语境中，以游戏、体验和个体化为特征的泛娱乐化成为这一领域概念群演变的整体态势，“新闻游戏”和“沉浸式新闻”即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概念。

“新闻游戏”一词是乌拉圭游戏设计师弗拉斯卡（Gonzalo Frasca）2001年在其网站Newsgaming.com首创的，在功用上着眼于将新闻游戏与政治卡通相类比。后来美国学者将其定义为基于真实、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的视频游戏，并称其本质为一种基于程序的修辞（procedural rhetoric），通过创建可以与用户进行互动的游戏模型来模拟新闻故事。这一概念也引发了一些学术探讨。有论者认为，“新闻游戏”并不是说服或者命令，只是为讨论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是塑造公共空间的工具。有论者认为，“新闻游戏”需要具备如下条件：创造对当下事件的回应，能够迅速被理解，能够指出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等。国内亦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集中体现了当前新闻娱乐化、媒体交互化和游戏时效化的走向。近年来BBC、纽约时报等媒体公司都陆续推出了不同的“新闻游戏”。由是，“新闻游戏”这一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交互锻造中逐渐成型。而“沉浸式新闻”则是从用户体验中提炼的。2010年提出的这一概念，意指一种能让受众或用户获得新闻故事中描述的事件或场景的亲身体验（First-person experience）的新闻生产形式，在强调真实性的同时注重现场感（Sense of being on scene）。2015年以来，随着“虚拟现实”和360度视频等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国内外新闻媒体在“沉浸式新闻”这一领域的尝试，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这一概念的发展。在此类新闻中，创作者的个人化视角与全景视角相结合，受众的角色从观望者转化为参与者，强调的是受众个体对事件和场景的第一手体验。与其相关联的概念还有“VR新闻”等，其核心均在于以虚拟的方式再现事实，以游戏的方式让用户参与其中，自主决定体验的方向、角度和重点，以期最终实现虚拟交互叙事，实现在新的技术环境中重新诠释新闻，由此也将新闻和娱乐的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细究起来，从力求建构秩序井然的信息结构的二分法，到模式混杂、空间模糊的娱乐化现象，再到泛娱乐化态势，弥散、驳杂的概念之间依然有着清晰的、相互勾连的脉络。

其一是新闻和受众、政治和娱乐的关系变迁。新闻和娱乐的关系背后实则隐含着新闻和受众、政治和娱乐的关系。软硬与否、娱乐与否的讨论背后，始终是空间和权力的讨论，是“被精英”的传播者与“被大众”的受众之间的博弈，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纠结。信息是一种权力，信息的流通意味着权力的稀释和弥散，在对信息和新闻、新闻和娱乐的刻意区分和强调中，实则蕴含了一个信息的控制意愿和能力。如“新闻”（News）的概念源于希求把日常随便传播的消息与有意识地收集和加工的最新情报加以区别。何为新闻、如何取舍如何呈现取决于媒体控制者及内容生产者。在既往媒介环境中，只有部分生活、部分空间、部分主体可以进入新闻视野，而从当下弥散的媒介和信息环境来看，这一区分的意义正在某种程度上趋于消弭。

其二是娱乐因素在信息传播中的正当化、常态化。长期以来，在新闻和娱乐之间，在内容构成和功能价值上有个默认的价值判断，也即严肃要高于娱乐，硬要高于软，公共要高于私人，理性要高于情感。其中既有人的个体和社会心理因素，亦有传播权力结构的因素。就前者来看，人们对于能带来快感的事物和行为有一种下意识的自我贬抑，这是一种危机意识也是一种趋利避害行为，也是人类得以持续发展的潜在动力，通过对意义的追问来寻求一种超越个体的存在感。而快感是一种释放，承认快感意味着对个体价值的承认，而个体不会永生，面目模糊的代际人群则会永生，人们希图通过对即时满足的压抑来寻求可能的长远满足。就后者来看，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编辑部作为一个精英和权力的符号出现，传播者和研究者是概念的界定者，由此也可以理解在这个新闻和娱乐的界限趋于模糊的过程中出现诸多对新闻、严肃新闻的捍卫和表述，其捍卫的并不全是信息的流通、资讯的传达和政治的民主，捍卫的还有对信息的选择权和判断权。

娱乐因素的渗透意味着对个体心理需求的认可，是信息均权的过程。在信息传播中，市场、技术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通过娱乐赋权的功用，但较之于市场通过娱乐的赋权被广为诟病，在技术通过娱乐的赋权中，娱乐的正当性不再或较少被质疑，这一点在民众、业界和学界讨论中均可获得佐证。其中有娱乐化发展的多年积淀和渗透，亦有技术赋权的天然优势。与市场的原罪感相比，技术这一驱动力有其与生俱来的中性感。或是因为市场驱动有相对集中的直接获利方，而技术赋权则有普降甘霖之感。实则技术并不中立，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同样有政治经济权力之争，技术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亦有成长为新的不平等权力的可能性，但技术一旦开发出来即能在相对平权的状态下被使用，仅此一点就使得其自然而然地穿上了中立的外衣。因此，尽管技术赋权之后，同样亦存在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但较之既往，还是极大地降低了进入门槛，相应也扩展了获利的群体抑或个体，由此也对因技术驱动导致的娱乐化倾向获取了一定的正当性。在娱乐传播的正当性被建构的同时，新闻和娱乐之间的界线也就更趋模糊，从而开创了一片新领域。

其三是数字媒介凸显了个体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和作用。在与媒介的结构关系中，依据不同的媒介，普通个体的角色从隐藏于群体之中的读者、听众、观众、受众到具备个体性和主动性的用户乃至于自媒体，个体的信息权力在逐渐增长。个体凸显的峰值出现在对个体心理的体察和承认以及情感诉求的合理化，当窃窃私语被置于台面之上且私语者不再因此而产生羞耻感之时，恰是个体价值获得最大认可之际。与社交媒体发展相伴随的个人的凸显使得私人空间的公共化成为必然，当然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伦理及法律议题。

概念形成的目的多在于对意义的解说和呈现。一个概念的登场与退隐可能有万千种原因，但主要的驱动力却只有那么几个。回溯新闻和娱乐之间概念群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人的心理需求、市场和技术及其与权力的博弈形成了这一领域内各种概念起落的主要驱动力，只不过各自作用力的大小有所不同。在有人指责传媒集团的出现导致煽情新闻时，斯蒂芬斯称煽情新闻的泛滥早于传媒巨头的出现，称“煽情新闻依然大行其道，最该怪罪的不是贪婪的媒体，而是人的天性”。姑且不论人的天性是否该被怪罪，但人的天性在其中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资本和意识形态都意图通过对人性的把握来掌控市场并进而扩展自身的空间和权力，而技术与人性则在漫长的纠结中形塑了相互促进和释放的关系。

总体而言，在当下媒介环境中，传播内容、传播介质和传播模式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之中，无论承认与否，新闻正逐渐回归其信息本意，是否会因为专业性的加强和特定类别的区分而产生新的分类和界定尚不可定论，但强调个体体验和情感满足的娱乐作为基调，正在成为一种长期的、具有渗透性、弥漫性和知觉性的背景式存在，这既是人性的光亮也是泛娱乐化的意蕴所在。未来伴随着新闻与娱乐的元素和功能的交互渗透趋于深化，可以预判这一领域的新概念还将不断涌现，并持续与社会空间及权力结构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