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亚彬 

来源：社论前沿

导读
新型信息通信技术（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正在改变抗争行动者的沟通、合作和示威方式。来自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学者们，正致力于研究和解释这种变化。本次推送俄亥俄州立大学凯利·甘瑞特发表在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上的“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一文，该文解释和分析了互联网时代下社会运动的产生、发展及其结果。基于McAdam,McCarthy和Zald(1996)的社会运动模型，这篇文章对新型信息通信技术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逻辑框架，该框架有助于关注网络抗争议题的学者们展开跨学科的对话，也强调了不同学者和那些难以辨别研究议题之间的联系。

引言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学者们努力想要促进社会运动理论领域的整合。McAdam,McCarthy和Zald(1996)通过论述三个互相影响的因素发展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社会运动的出现、发展和结果的框架，这三个因素是：动员结构、机会结构和框架化过程。（1）动员结构指的是使个人能够组织和参与集体行动的机制，这一机制包括社会结构和行动策略。社会结构包括正式社会构型，如社会运动组织或教会，以及非正式社会构型，如友谊和活动网络。行动策略是指抗争者熟悉并能够利用的抗议和集体行动的形式。因此，如果有良好的组织基础和普遍的抗议形式，集体行动的支持者更有可能被动员起来。（2）机会结构指的是有利于社会运动的环境条件，包括政治系统的相对开放性、精英连盟的稳固性、精英联盟的存在以及国家的镇压能力和倾向。例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公民权利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北方精英阶层与南方精英阶层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权利持不同态度。（3）框架化过程是指在社会运动中所采用的加工、传播和修饰运动话语和叙事的策略。这一过程的目标是为抗议者的主张进行辩护，并利用文化上的共同信仰和意义来激励行动。用各种术语和故事来描述反对WTO和IMF的抗议活动，就是框架化过程的例证。例如，“反全球化”是主流新闻媒体经常使用的标签，而激进主义者则使用用“全球审判”、“反资本主义”或“公平贸易”这样的标签描述“反全球化运动”，每一种标签都意味着略微不同的主张、策略和目标。

一 动员结构

学术界对ICTs和动员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于机会结构和框架化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少，既有的对动员结构的研究主要被划分为三个子范畴：参与水平、抗争活动和组织问题。

在参与水平方面，既有研究描述了三种技术发展对群体参与影响的机制：减少参与成本、促进集体认同和建立行动共同体。通过降低获取和发布运动信息有关的费用，ICTs有可能改变政治信息的流动，降低传统参与形式的成本，并创造新的低成本的参与形式，最终导致参与人数的激增。第二个机制是促进集体认同。个人认为他们是一个更大社区的成员，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不满情绪。ICTs可以在分散的人群中培养集体的身份认同，这样组织者就可以动员个体起来支持集体行动。第三种机制是ICTs有助于建立行动共同体。

在抗争活动方面，ICTs另一个经常被讨论的特点是，它有助社会运动信息和抗议活动的扩散。由于信息通信技术对社会运动的促进作用，ICTs可能导致冲突加剧，也可能导致对信息的控制加强。同时，ICTs也能够改变抗争的行动策略，它允许抗争者参与到新形式的抗争活动中，调整现成的抗争模式以适用于网络环境。例如，印刷媒体的易用性和便捷性有助于将抗议从短暂的局部行动转变为到更为灵活和持久的国家层面的抗争。抗争活动行动策略的第一个明显变化体现在街头抗议活动中。不断演变的抗议策略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他们对个人和团体松散耦合网络的依赖。抗议者们可以迅速被动员起来，如同蜂群一样，在多个方面同时采取行动，并以多种方式进行。我们可以在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的抗议活动中看到这种特点。另一种抗争的创新是在信息时代下对现有策略的适应。文献中经常讨论的策略适应类型是ICTs支持的媒体策略和以ICTs为媒介的非暴力反抗。媒体策略试图通过宣传来影响公众舆论和制造政治压力，这些策略有着悠久的历史，但ICTs为收集有关运动问题和产生宣传的信息提供了新的机制。

在组织问题方面，新型ICTs促进了传统社会运动组织之间的合作，他们也可能使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组织变得更加相似。这些技术令分散的、非层级的组织形式得到广泛采用，并使组织采取激进行动变得更加容易。Earl和Schussman(2003)提出，传统的社会运动组织是正式的，通常是具有等级制度安排的，它们与社会运动的目标一致，服务于聚集资源，加强支持者之间的联系，协调行动等等。如今，越多的社会运动家将他们的行动转移到网络上，在线运动的数量也就越多，运动领袖也就越多。Bimber(1998;2000)认为，简单、破碎、和多元化的组织结构将变得越来越普遍。最后，案例研究表明，ICTs有利于促进社会运动之间的合作，例如在过去几年针对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活动中，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证明了这种实践。

二 机会结构

机会结构是一种能够促进或者阻碍社会运动的社会系统。机会结构塑造了一种展开社会运动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行动者必须考虑行动的时机。麦克亚当（1996）提出，政治机会机构有四个维度：政治系统的相对开放性，精英联盟之间的稳固性，精英联盟是否存在，国家的镇压倾向和能力。对于ICTs和机会机构之间的关系，目前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由埃尔斯（1999）阐述的最为详细，他认为伴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起来的新型ICTs促进了跨国运动的形成，最终影响到了国家层面的政治机会结构。第二种观点认为，新型ICTs，特别是互联网，对现有的规则造成了巨大的挑战，阻碍了政府运用信息控制和政治沟通来压制社会运动的能力。尽管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ICTs对既有的法规带来了冲击，但是仍然有大量的社会和技术机制能够有效加强国家的控制能力，而最为常见的管控就是审查机制。互联网具有以下两个属性：首先，它是高度互联的，在节点之间可以有多条传播路径。第二，它提供了自动查找传递消息路径的能力。因此，这些属性意味着不能通过控制网络上任意节点上的数据流来阻止消息到达目的地。但是这种绕过审查的能力是脆弱的。首先，绕过审查只对那些可以接触互联网的人有意义。如果人们要发送和接收消息，就必须有免费的网络接入。第二，必须保持绕过监管能力的技术能力。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改变网络架构来保持审查制度，这样所有从互联网传播的信息都必须通过受控的网关或防火墙，从而提供一种机制来筛选网络上的信息。

三 框架化过程

框架化过程也是网络社会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新型ICTs允许运动者绕过大众媒体过滤带来的信息失真，重新实现对信息的控制。同样重要的是，新ICTs下媒介传播的全球化特点，与其他的区域性、固定时间的媒介传播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在全球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可以随时得到，让个人在大众媒体的注意力转移后仍然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然而，由于这些特点，抗议者和社会运动组织面临着必须设置运动议程的压力。主动设置议程是实现新信息沟通技术优势的必要步骤，公众对信息应该从社会运动中直接获取的期望正在增加。另一方面，没有监管机制也可能为抗议者带来问题。虽然监管机构的缺失可能有助于信息的获得，但同时也使得区分准确的信息变得更加困难。这增加了对组织和个人的负担，这些组织必须努力将自己与其他不可信的组织区别开来，而对于个人而言，他们必须制定新的策略来评估这些主张本身。这种现象最终可能会增加个人对媒体的依赖。在这样的环境中，新闻机构可能会从看门人转变为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信誉来连接信息接受者和生产者。

不受限制的出版物也带来了信息超载的风险。随着出版成本的下降，对受众的竞争也在加剧。在许多情况下，与有更好资金支持和广告宣传的主流话语相对比，抗议者将会丧失话语权。认识到这一点，抗议者可能希望使用新型ICTs来获得新闻媒体的关注，正如之前在媒体策略讨论中所建议的那样。因此，新型ICTs可以成为宣传和新闻报道的有效工具。

四 结论

学者们对社会运动在面对新型ICTs时的演变方式做出了很多研究。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利用新型信息通信技术（ICTs）来展开组织动员、创造新的政治机会和传递运动话语。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应用都是有用的，而且许多新技术的预期效益仍然得不到满足。既有文献的重要优势在于其方法论的多元性。案例研究、调查、内容分析、模拟和网络分析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为主题分析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好的文章使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统一的论证。学者们使用丰富的实证材料，可以探索某些现象相互关联的维度，从而得出更完整的理解。多元方法的使用有助于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其次，虽然针对特定组织和个人行动的案例研究有助于识别与新ICTs相关的创新和适应，但它们的效用正在下降。

作者认为自己的文章还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主题便是该如何理解抗争者采用新技术去影响社会运动的结果。因ICTs技术使用而产生的重大社会变化的一些证据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技术内部的变化。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技术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文献中有时自相矛盾的发现。例如，一些学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技术对政治参与水平没有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通过数据分析证明政治参与正在上升。似乎这些影响因个人、组织和运动而异。在每一层面找出与不同结果相关联的因素，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另一种在既有研究中缺失的研究是对新ICTs的负面影响的实证分析。认识到技术强大潜力的重要性和吸引力是显易见的，但是对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研究同样具有价值。关于技术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包括暴力冲突升级、谣言的大量传播和政治极化等）仍有许多理论上的争议，我们需要以实证分析来理解在何种情况下这些现象得以发生。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关于ICTs和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将现有的学术成果置于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该领域的整体概观。这一视角既让我们注意到了不同研究者在理解上的差异，同时也有助于指示一个未来的研究方向。

文献来源：

Garrett,R. K. (2006). 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9(2), 202-224. DOI: 10.1080/13691180600630773